巴黎和会对中国而言可谓得失参半。尽管在会上遭受未能将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收回的外交失败，但中国代表毕竟第一次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较完整地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向全世界公开表达了要求民族独立自主的愿望，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因此有所提高。1921年及1922年国际联盟两次大会，中国均当选理事国，派代表出席国联理事会。① 华盛顿会议上，中国问题成为拟议中的远东问题之重心，中国代表再次向国际社会公开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议案，促成与会各国代表就此展开详细的讨论。会议通过了由美国代表提出的以“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为主旨的四项原则，② 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对于中国提出的“关税自主”要求，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决定先在上海召开修正税则、税率会议，并由中国与各国组织筹备，在各国批准及大会闭幕之后三个月内召集“关税特别会议”，讨论“裁厘”和“二五增税”，由此形成华府会议对于中国关税问题的原则框架。 华府会议议决召开关税会议，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改变由协定关税条款确定的“值百抽五”低关税率的机会，这是近代以来国人求之而始终未得的外交承诺，有利于中外贸易关系的改善，并可望给中国挽回一定的经济利益。但在“五卅”之后中国民族主义持续高涨的形势下，单纯的税率提高已不能让国人满足。此时多数国人的期望值已经上升到必欲实现“关税自主”的高度，在此情况下，原先于中国有利的华府会议对关税会议议事范围的规定，却构成了中国争取“关税自主”的障碍。因而，能否实现对华府会议条约规定的突破，成为关税会议成败以及认识评价这次会议的关键。 以往学者对关税会议曾给予一定的关注，但既有研究大多局限在对力主参与关税会议的北洋政府政治批判的层面，所论或与事实不尽相符，或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历史面相。如批评关税会议受制于华府会议规定，不敢越雷池一步，实则关税会议最大的成功就在于突破了华府条约有关会议议事范围的规定。在民族主义运动与北洋政府外交政策的关系问题上，只注意到关税会议反对方的意见，忽略了中国社会主流舆论及其与北洋政府外交政策的契合。对于裁厘与关税自主的关联性以及附加税加征所涉及的国家利益问题，也较少技术层面的考量。③ 本文拟从以往学者忽略的这些事实及其相互关系的梳理入手，重构关税会议的历史，庶几对北洋外交有一个相对接近历史真实的认知。 一 社会主流舆论与北洋政府的关税政策 “五卅”前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北洋政要亦表示出对不平等条约的强烈不满。④ 加之抵制广东国民政府政治影响的需要，北京务实的外交家很快做出切实努力，力图通过“修改”而非“废除”中外条约的方式，取消有关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的条约规定。1925年4月，段祺瑞政府向各国提出迅即召开关税会议的照会。由于此前“金佛郎案”的解决，法国政府最终批准《九国公约》，召开关税会议的最后一道障碍不复存在。1925年8月5日，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九国代表在华盛顿交换了1922年2月6日所签各约的批准书，华府会议条约正式生效。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公使照会中国政府从速召开关税会议。8月18日，段祺瑞政府照复各国，宣布关税特别会议拟于1925年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邀请各国政府派代表与会，关税会议进入筹备阶段。⑤ 关税会议召开在即，消息传出，国内舆论很快出现反对和赞同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以往学者普遍注意到了反对关税会议的舆论，形成反对会议召开、主张无条件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当时中国社会主流舆论的学术认知。应该承认，反对召开关税会议确系一些地区一定社会群体内占据上风的舆论呼声。例如在上海学界，因直接受五卅事件的影响，舆论表现十分激进。上海学生联合会获知关税会议即将召开，立即发表宣言，指出关税会议是五卅事件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欺骗政策”；认为这次会议“于外国债权者有利益，于武人政治有利益，绝无丝毫补益于国民”。宣言明确表示：“一国之关税，主权所有，岂容外人置喙其间而逞其损人利己之私欲。职此理由，无论关税会议是否要借端议及共管，关税会议即以纯然有利于中国为目的，吾人亦绝端反对。”⑦ 然而从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考察，很明显是支持会议召开的舆论居于主导地位。以倡言民族民主革命的国共两党为例。国民党虽与北洋政府在政治上对立，但在关税会议问题上，却一度表现出友善姿态，表示要“督促政府”，通过关税会议“争回已失去的主权”。⑧ 与国民党处于“合作”中的中共，立场亦大致相同。⑨ 正积极参与“国民革命”的中共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一度相当务实，其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就对关税会议持乐观其成的态度。陈在《我们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国人民，尤其是五卅以来参加民族运动的民众，对于此次关税会议，应取何种态度呢？会议是定要开的了，我们不必根本反对这个会议。我们要在这个会议废止现行的协定关税制，中国的海关，应归中国国家自主。我们反对继续现行制度、在现制度下要求加税。”⑩ 作为共产党的总书记，陈做此表态可谓明智，因为若对旨在争回国家主权的政府行为持反对态度，有可能使本来就势单力薄的中共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处于孤立的地位。 国共两党在关税会议问题上一度采取现实主义立场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有关。由于缺乏实力凭借，在争取国家独立主权的斗争中，国内多数政治家及民众对一次“革命”成功并不抱奢望，而倾向于梁启超所说的“抓着一个机会，凡可以恢复些国权者，不管大小，得寸则寸，得尺则尺”的渐进主张，(11) 因而普遍对关税会议寄托希望，反对会议召开者究为少数。就连思想激进的赵世炎也承认：“在民众一方面，实际上现在反对关税会议的并不是全国各阶级有一致的态度。真正明了关税会议的用意，知道关税会议应该被彻底反对的，只有正在战斗中，领导民族革命运动的工人阶级。”(12) 在现代产业发展水平低下的当时，具有“战斗”精神的“工人阶级”毕竟只占人口少数。多数情况下，国内政治家、民众、社会团体及海外华人组织是赞成召开关税会议的。例如在北京，虽然不乏反对意见，但赞成者的呼声似乎更高。一位演讲者曾这样评论关税会议：“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在北京可以说是最漂亮不过，大家喜欢听关税会议——不只是学校里的学生喜欢，医生、女学生、老年人，社会上的各种人——也都喜欢。”(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