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4—0013—11 一 问题之所在 在中国，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异质性开始被广泛议论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有识之士把两者的差异看做是中国的落伍，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批判也随之展开。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充分体现，并达到顶峰。② 虽然这并非意味着中西文明观（就是说关于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异质性的认识）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才第一次出现于世，但是在关于中西文明观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形成的问题上，由于对洋务运动的否定性评价所致的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史研究的落后，至今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研讨。本稿的目的即是着眼于释明，中西文明观在洋务运动时期通过观察西方、接受西学而渐渐形成的状况。③ 在讨论关于晚清中西文明观的形成这一问题时，我们不能忽视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的世界观转换。中国自古以来，人们认为中国文明才是世界上唯一普遍的文明，并且基于此种文明观形成了世界是由得到中国天子德的教化的“华”以及没有得到教化的“夷”所组成的秩序观。源于这种文明观和秩序观的华夷世界观大约形成于从战国至西汉，并一直以来作为中国人共通的认识而存在。 对于持有这种世界观并坚信不疑地认为自己的文明是唯一普遍之文明的中国人来说，很难认同在自己的文明之外也存在着能称之为文明的其它体系，并且此体系处于较自己的文明还要优越的位置。这是一个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并伴随着从未经历过的困难的认知过程。始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冲突，确实渐渐地动摇着传统的世界观，并进而引发了世界观的转换。但并不能说鸦片战争后西方信息的流入及与西方人的接触直接影响到传统世界观的动摇。 例如，在鸦片战争后因传播了丰富的西方信息而广为人知的《海国图志》（1844）的序文中，著者魏源以华夷世界观为前提，强调为了驯服野蛮的西方人应该洞悉西方各国的状况，为了防御其攻击应该积极导入对方的先进武器。④ 另外，因积极介绍当时美国的民主制度而被世人所知的梁廷枏《海国四说》（1846）的自序中也如下写道：“夫西国之风气，惟利是图”，所以应该“惟事羁縻，养欲给求，开诚相与”。⑤ 他还在传统的华夷框架内，把西方人看作“惟利是图”的“夷狄”。 1861年，恭亲王等上奏设立总理衙门之际，其认识也是在“中华”与“夷狄”的传统华夷秩序框架内，把相当于“夷狄”的西方各国看作“羁縻”的对象。⑥ 在这点上，看不出长久以来的世界观有何基本变化。另外，总理衙门援助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刊行《万国公法》，也是以“中国自有体制，未便参阅外国之书”的立场，是为了“欲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⑦ 而非意味着对传统世界观的框架有所突破。 可以说，即使在鸦片战争之后，传统的华夷世界观也没有被直接修正，对西方人的认识，除去部分传播西方信息的翻译书籍之外，仍然停留在将西方人视为未开化、野蛮、贪欲的“夷狄”这一向来的华夷秩序观的旧框架之内。虽然如此，随着总理衙门的设立，与西方开始了外交，一成不变地继续维持传统世界观，实际上已经变得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中，成为世界观转换决定性契机的是，由于出使各国大臣常驻体制的确立，直接且长期性的对西方的观察成为可能。这一体制始于1877年派遣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 于此之后，至甲午中日战争失利，在对西方认识的深化过程中，传统文明观以及基于此文明观形成的华夷世界观，出现了转变的趋势。另外，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最初作为片断的中西比较论登场的中西文明观，开始慢慢地将中西文明的整体放入视野。 晚清中西文明观的形成，如上所述，以一种与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相呼应的形式慢慢地进行着。那么，在下面我们要通过关注自18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出使西方的知识分子，来对他们中西文明观的形成及发展面貌，结合其世界观转变的三个阶段进行阐明。 二 在西方体验中华夷世界观的转换及中西文明观的形成 出使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首先认识到在西方也有文明存在，并不能将其看作夷狄。进而认为，文明之中心（中华）已不再是中国，而是转移到了西方。当然，我们知道传统文明观也不是可以被轻易放弃的，当初西方文明便被认为是继承了中国文明的同质文明。但是后来在洋务运动中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们随着对西方认识的加深，逐渐形成新的文明观。他们认为，存在于西方的是不同于传统的中国文明，是更为优秀的文明。 （1）“华夷”的接近——刘锡鸿 出使西方知识分子世界观转换的第一阶段特征是：通过观察西方世界从而得知在西方也有文明。在此，以1877年作为郭嵩焘副使出使英国的刘锡鸿（生卒年不祥、1848年的举人）的事例来进行分析说明。 出使之前，刘锡鸿曾有这样的发言：“自古驭夷之道，羁縻勿绝，虽英哲之君，值隆平之世，亦不出此”，⑧ 由此可见他仍旧依据传统的秩序观将西方人看作为贪利的“夷狄”。但是，对西方持有彻底否定态度的刘锡鸿到达英国后，看到经历了维多利亚朝中期黄金时代英国社会的富裕，其认识也随之发生了急速变化。抵达伦敦两个月后，刘锡鸿虽然指出：“惟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全未之讲”，但同时又说道：“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応之事”，⑨ 对西方的“政治风俗”进行了肯定性的评价。但，我们注意到，那始终是在传统文明观的前提下，把将“三代政教风俗”视为理想的儒教价值观、思考模式作为基准而做出的评价，并非是从西方世界发现了不同的新的价值观、思考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