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礼学超越前代，乾嘉汉学家尊荀子，崇礼学，与宋学家的性理之学形成对照。清末皮锡瑞云：“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① 钱穆也说：戴震“深斥宋儒以言理者”，凌廷堪“乃易之以言礼”，同时焦循、阮元以下，皆承其说，“一若以理、礼之别，为汉、宋之鸿沟焉”。② 礼学是清代汉学的重要内容，成为汉学代兴的象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从学术史或思想史角度论及清代礼学，少数论著注意到其中的思想倾向，涉及汉学与“礼教主义”的关联。③“理、礼之别”为“汉、宋鸿沟”的说法大体反映了乾隆年间的学术流别。但嘉道以后，礼学实际上超越了汉、宋对峙，明显地受汉、宋调融的影响。经过嘉道年间的学术反思，汉、宋学者的议题逐渐趋同，学术方法、思想内容相互汲取。一些宋学家重视考释《三礼》，汉学家也在礼学研究中汲取宋学。他们调和汉、宋，并试图恢复、发扬儒家的德性之学，以其为礼学之基础。他们重释了宋明以来的礼学传统，甚至提出了改良礼俗的具体主张。这说明，学术调融同样具有激发思想活力的潜能，而且不失为传统学术向现代激进思想过渡的环节。 汉、宋调和与礼学发展 宋儒没有完全排斥礼学，朱熹便是一位礼学大师，但宋学家的礼学重心不在古代的礼制、礼意，而在内圣修养，最终落实于人伦规范。乾嘉汉学兴盛之时，一些汉学家反对心性空谈，也不乏以礼学排斥宋学的言论，少数学者还对宋儒强调的礼教有所冲击。但在乾嘉时期，理、礼关系仍然呈现比较复杂的画面。皖派汉学家崇礼、考礼，较之吴派学者更重视议礼，改造礼学思想。婺源江永著《礼经纲目》，继朱子之后博考礼仪，虽然思想色彩淡薄，然而却影响广泛。其后，戴震不乏礼学造诣，又重释儒学，解构宋学的哲学基础。他认为，人有情、有知、有欲，都是自然而生，道德修身不应局限于“格物致知”、“格物穷理”，而应肯定自然情欲的合理性。他否定宋儒的“理欲二元论”，认为“就人伦日用而得语于仁，语于礼义，舍人伦日用，无所谓仁，所谓义，所谓礼也。”④ 戴震就“人伦日用”而谈“五常”之理，肯定自然的人性，并且阐扬儒家“缘情制礼”的思想。这样，他视社会生活为道德理念的基础，实际上委婉地排斥有悖人性的礼教，在哲学层面建立了有别于宋儒的礼学。 同时的扬州学者汪中也有类似见解，而言论集中于礼制规范，批评束缚女性的礼教。他指出，“夫妇之道，人道之始也”。未成夫妇，就不应循夫妇之礼，女子“许嫁而婿死，适婿之家事其父母，为之立后而不嫁者，非礼也”。而“生不同室，而死则同穴”的嫁殇习俗，甚至女子“有以死为殉者，尤礼之所不许也”。⑤ 他以礼学为依据批评盲崇“贞节烈女”的风气。戴震、汪中等汉学家排斥宋学的心性空谈，又重释礼学的哲学根据或礼仪规范，对数百年来主要依附于宋学的礼教思想产生了冲击。 受戴震影响的凌廷堪、张惠言等人也考礼、释礼。张惠言年轻时馆于歙县金榜家，著《仪礼图》6卷和《读仪礼记》2卷，阐释礼意，尤其重视古人治天下的道理。他说：“盖先王之制礼也，原情而为之节，因事而为之防。民之生固有喜、怒、哀、乐之情，即有饮食、男女、声色、安逸之欲，而亦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故为之婚姻、冠笄、丧服、祭祀、宾乡相见之礼，因以制上下之分，亲疏之等，贵贱长幼之序，进退揖让升降之数。使之情有以自达，欲有以自遂，而仁、义、礼、智之心油然以生，而邪气不得接焉。”⑥ 他探索礼学之本原，也重视缘情制礼。凌廷堪推崇而且精于礼学，所著《礼经释例》多为胡培翚的《仪礼正义》所采纳。与戴、张等人稍有不同，凌氏阐述情、礼关系的重心是“以礼节情”，“学礼复性”。所谓“性本至中，而情则不能无过不及之偏，非礼以节之，则何以复其性焉”。⑦ 他基于汉、宋对峙的背景，从学术范畴上排斥宋明理学，揭橥礼学的旗帜，但又强调以礼为教，以礼学明人伦。戴震、汪中、凌廷堪等少数汉学家以礼学排斥宋学，不无“以礼代理”的倾向。 但总的来看，乾嘉汉学家的礼学造诣和重心不一，对宋学及礼教的态度也有差异。他们对宋学有排斥，也有汲取和改造，而侧重点不尽相同。戴震、汪中等人改造礼教思想，但也受宋学的启发。章太炎说：“《孟子字义疏证》力与宋学相攻，而说经实兼采宋学。”⑧ 凌廷堪以礼学排斥宋学，而伦理观念又显然认同于宋学。调和汉、宋的汉学家如卢文弨、庄存与、李兆洛、胡承珙等人不乏礼学造诣，或推重礼学，但其道德学说基本上沿袭宋学，泥守“三纲五伦”。乾嘉学者对宋学的批评大多集中于陆、王心学及空疏学风，而不是整个理学体系。 嘉庆初年以后，吴、皖汉学渐衰。在一些汉宋调融的区域或理学之邦，汉学逐渐兴起，礼学也在新的学术背景下推陈出新。调和汉、宋者客观上对礼学思想有所丰富和扩展。扬州汉学家阮元援宋入汉，认为“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诚有见乎理必出于礼也。古今所以治天下者，礼也。”⑨ 他以朱子调和礼学和理学，而又体现了崇礼倾向。在阮元看来，“凡子臣弟友之庸行，帝王治法，性与天道，皆在其（礼）中”⑩。阮元立足于汉学，而注意借鉴宋学论题，以儒家德性之学重释礼学。他认为四书五经既重礼学，又贯通了性与天道。传孔子之学者，以《孝经》、《论语》最醇，二书均贯穿了子、臣、弟、友之行而归于实。故他偏重以儒家的“仁”、“孝”观念阐释礼学，开掘礼学的思想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