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危兆盖 特约嘉宾：冯天瑜 李喜所 郑大华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就出现一浪接一浪的热潮，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开始从破“四旧”的否定模式转向科学辨析模式，并且从正相关的角度解读传统文化与民族复兴的关系，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何辩证地审视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转型，使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中发挥重要作用，仍是一个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为此，本刊记者专门采访了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冯天瑜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喜所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郑大华教授，请他们就“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的有问题各抒己见。现将整理后的采访稿予以刊发，希望借此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更深入的探讨。 一、如何看“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 主持人：近些年来，时常听到学者在盛谈“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这一话题时，在概念的界定上比较含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不知几位对此如何看？ 冯天瑜：要界定“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首先需要厘清此种转型依托的历史背景。发生在近几个世纪的近代转型（其基础内容为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变换），是继人猿揖别、农业萌生之后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飞跃。与此前人类诸文明在世界各处分散生发、彼此隔绝大异其趣，近代化过程使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世界文学”（即全球文化）开始诞生。因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既非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原生态延伸，也非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简单位移，而是古今演绎、中西对接的产物，属于近代涌现的“世界文学”（即全球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认清此点，可简略回顾世界历史：近代工业文明并非在各地同时兴起，而是在较早集合了转型所需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某些地段（西欧的荷兰、英吉利、法兰西）率先启动，这是一种“早发内生型近代化”。近代工业文明追求利润最大化，迫切需要建立世界统一市场，故对外殖民扩张是其与生俱来的性格，非西方地区成为征服对象。在西方近代文明的逼迫与示范下，亚非拉地区也渐次进入近代化进程（否则便有可能被“开除球籍”），这可称为“后发外生型近代化”。对于所有非西方地区而言，只要试图展开近代化进程，就必然或被动或主动地仿效、移植西方近代文明。这一历史过程决定了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必须考查西方近代文化（诸如民主理念、科学思想、法制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故“西学东渐”乃是讨论中国传统思想近代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肯定中国近代化的“后发外生性”又不可忽略另一个基本点：非欧地区的近代化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简单搬迁，非欧地区的固有文化形态没有排除在近代化进程之外，而是深深楔入这一过程之中，并与外来的西方文化发生复杂的化合反应。这便要求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不能限于讨论西方近代思想如何输入中国，更要考究在古今中西大交汇的历史条件下，中西思想如何从相互冲突走向彼此涵化；中国传统思想如何经历烈火洗礼，实现凤凰涅槃。因此，讨论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必须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从世界近代化进程的大视角，观照中学与西学在近代文明的背景下发生的深刻互动。 李喜所：从某种意义上讲，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接，直接关乎到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文化基本按照自身的个性和规律在曲折缓慢地向前发展。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呼啸东来，给中国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中国在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振兴的历史进程中才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和中国文化如何走向现代的问题，也就是习惯上所讲的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即“古今”的问题。由此，如何科学地处理“中西古今”的文化关系问题就成了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的核心。而“古今”问题显然是由“中西”问题而引发的，可见如何解决中西文化关系，如何真正实现中西文化的合理对接，对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具有全局意义。所以，传统思想近代转型的一个最显著特点，便是在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和再生的过程中曲折进行的。 从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和再生的历史进程来看，异质文化的交流或对接是相当困难的，必须找到行之有效的对接点才可能顺利前行。一般来讲，中国母体文化和外来客体文化的对接，大致可分为三个相互递进的层次：第一层次只停留在狭义上的文化对文化的交融，基本不触及社会经济的变革，当然也不会产生与这种社会经济变革相衔接的新型知识群体。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佛教汇入中国文化的历史和明清之际200余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大体属于这种情况。这样的交流由于没有经济社会的变动做支撑，只能局限于精神文化范围，而不会引发影响社会全局的带有本质性的社会转向。特别是像东西文化这样差异甚大的文化交流，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社会变革作基础，实质意义上的融合就几乎不可能。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交流，由于有了像洋务运动那样的经济社会变革做基础，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的经济的、政治的变动来推进，就迅速突破了明清之际200余年中西文化交流的一般格局，使西方文化大踏步地嫁接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随着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变迁，仅仅一个多世纪就出现了一定意义上的中西文化对接。这可看作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二个层次，即以经济社会变动为基础的文化交流。而经济社会的变动必然要催生反映其走向的新的社会阶层，尤其是新的知识分子阶层。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科举制度的废除，特别是现代大学体制的完善以及大批留学生的派遣，新型知识群体就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直接推进着中西文化的融合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生。恰是这种历史演进中合乎逻辑的发展，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对接提升到由知识群体充当核心媒介的更加深入的第三个层次。这第三个层次，大致可以看作中西文化融合的一个带有核心意义的对接链。而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对接的逐步提升，尤其是从第二层次提升到第三层次，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也就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