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

——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作 者:
刘超 

作者简介:
刘超,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讲师,历史学博士。(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安徽史学

内容提要:

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观念开始形成于1930年代。“中华民族”一词在清末出现时,主要有三种表述:一是指中国境内独立的各民族,二是指以汉族为主体的集合,三是指汉族。清末对中华民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汉、蒙、满并列”到“汉族”的变化,各族间的关系主要表述为斗争和冲突。民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为“各民族总体”的含义被重视,民族关系表述上,有“民族一元说”和“民族同化说”等方式,强调中国各民族起源上的一致性和外族与汉族的同化。1930年代后,“民族融合”成为主要表述方式,注重中国各民族历史上的融合以及现实中的平等关系,他们互相影响,共同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华民族”成为全民族的认同。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中国民族认识的变化过程。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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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07)05—0063—06

      “中国民族”与“中华民族”一词是在清末出现,由梁启超首先使用。“中国民族”一词有时指称汉族,有时指有史以来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中华民族”主要是指中国境内多数民族长期同化混合而成的共同体①。由各民族构成有机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对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有重要意义。如何从多民族并存的事实中形成一个新的“中华民族”,也即“中华民族”如何能够成为各民族的认同,是近代知识分子较为关注的事情。在民族主义形成中,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构成民族主义内部权力结构,知识分子的思想必须转化为民众意识,使民族主义成为一个“民族”自觉的政治表达,构成广泛的社会参与,才能实现其政治目标②。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是一般国民普遍历史观的重要来源,是建构民族形象和民族认同的工具。清末民国时期是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通过这一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中华民族”的不同表述来讨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是个很有意义的尝试③。

      一、从“汉、蒙、满并列”到“汉人主体”:清末翻译与改编教科书中的中国民族表述

      中国近代教科书是由西方教科书的传入而引发的。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的编写经历了一个从翻译、改编到自行著述的过程,政府设有专门的教科书编写机构,但民间书局一直是编写发行的主流④。清末最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从日本编译过来的,其中《东洋史要》和《支那史要》都有较大影响。《东洋史要》为桑原骘藏编著,初由东文学社于1899年译至中国,作为学堂教科书。是书为“近代译自日本的第一种史书”,在中国有多个版本⑤。《东洋史要》以“亚细亚种人”来指称东洋历史上各民族。亚细亚种人也即所谓黄色人种,包括中国人种与西伯利亚人种两类。中国人种“蔓延于中国本部及西藏、后印度一带地,更细分之三族,日汉族、西藏族、中国交趾族”。西伯利亚人种中有影响的有四族:日本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和土耳其族。汉族、通古斯族、蒙古族和土耳其族都是东洋史中重要人种,西藏族和中国交趾族不是东洋史中重要人种⑥。

      在《东洋史要》中,桑原骘藏把整个东洋历史都纳入研究范围,但关注的主要是中国历史。他所判断人种“重要”与“不重要”的标准,是看这些人种是否在中国本部建立了强大的政权。尽管桑原认为汉族是东洋史中最为重要的人种,但并不认为汉族在中国历史中占有主体地位,汉族与通古斯族、蒙古族和土耳其族是对等的关系。

      《支那史要》作者为市村瓒次郎。市村曾与人合著六卷本中国通史《支那史》,后将其缩写成两卷本《支那史要》,作为教科书使用。1902年由广智书局译至中国,被学堂广泛采用。该书在论述中国民族时,列举了五种人种:苗、汉、蒙古、满洲和回回人种。苗人种在太古时,栖息于扬子江与黄河之间。汉人来自西北,驱逐苗人种,占有中国本部。汉、唐为汉人种全盛时期,元为蒙古人种全盛时期,清为满洲人种全盛时期,这些人种造就了中国四千余年的历史。对于汉人种,市村没有给予更多关注,只是在最后预测了“汉人种之将来”:满洲一统中原,成为一大帝国,中间与汉人有斗争,西北受俄国蚕食,东南蒙英、佛之侵寇,故自今以往,支那境内之人种竞争不止,当至于世界各人种之竞争也⑦。在市村看来,汉人种的将来难以确定。

      从桑原和市村的论述可见,清末翻译的日本教科书在述及中国人种关系上,强调各人种在中国历史上的对等地位,特别是曾经统治中国本部、建立自己王朝的蒙古和满洲民族。中国历史是中国境内的这些民族依次统治中国的历史。

      在清人改编或自编的教科书中,这种汉族与其他民族对等关系的叙述发生了改变。1903年广智书局出版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在叙述中国人种时,列举了苗、汉、蒙古、满和回回五种人种:苗人种最古,在诸种中最劣;汉人种充满中国各地,为中国开创者,比他人种有文化,富于智识,历代帝王大多出自汉人种;蒙古人种性质强悍,近世以来迷信宗教,逐渐柔弱不可用。满人种容貌体格,与汉人种略同,性质亦颇活泼;回回人种,今日与汉人无异,崇信回回教。“以上所述五人种,皆与支那历史上,有重大关系者也。其他若西藏人种,犹太人种,几尔其斯人种,其关系较鲜,略不论。”⑧

      《支那四千年开化史》是从市村瓒次郎《支那史》改编而成,所举的人种与《支那史》相同,但在叙述上却有很大的差别。《支那史》对各人种只是介绍,未做评价;《支那四千年开化史》进行了褒贬,对汉族的关注明显上升,认为汉族优于其他民族。

      这种以汉族为中心的叙述方式在清末国人自编的教科书中极为普遍。1903年由东新译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列举了汉、蒙古、通古斯、土耳其、西藏和苗族六种。作者称汉族为“本族”,认为支那历史就是汉人种的历史。中国之所以有今日,都是汉族辛苦努力而得来的。“汉族蕃殖于中国内地全部,世握帝王之特权”。蒙古等其他五族一概称之为“外族”。至于这六个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以汉人种为历史大主干,其余五外族,皆栟枝也。枝干相乘,得历史之全局。”⑨ 《中国历史》将汉族作为中国历史的重心和主体,其他各族处于辅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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