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1899年曾说：“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① 然而梁氏也曾明言：“吾国人称禹域为天下，纯是世界思想。”② 其实过去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③ 大致即钱穆所说的“心胸之知”和“耳目之知”。④ 但梁氏前一种“中国即世界”的表述影响甚大，研究梁启超的李文森（Joseph R.Levenson）即曾提出，近代中国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将“天下”缩变（contracting）为“国家”的进程。⑤ 这个说法又影响了很多人。如唐小兵先生就说他关于梁启超历史思想的专书就是在讨论这一缩变的影响。⑥ “天下”之意义在近代的二分，反映出时人对于地理空间和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重心，说近代中国有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中国”的进程或大致不错；⑦ 倘若侧重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两者互为表里，既有紧张冲突的一面，又相辅相成，长期处于互动之中。 这一语义的二分也给当时的读书人带来无穷的困惑。以前“天下”是一个语境明则语义明的开放概念，即其在特定场合的指谓基本随上下文而定；如今却被分为“中国”和“世界”这两个指谓确定、边界分明的概念。虽然语义脱离语境或许更显清晰，但很多人对此尚不习惯，一些人无意之中可能因为语源的关系将两个语义相差甚远的词当成同义词混用。关键是很少有人在学理上将此语义转换的进程厘清，反倒是一些脱口而出的简明表述时常腾诸人口，迄今余波不息。 这类观念的缠结，以及由此而起的一些歧义和误会，多少源于晚清极具影响的梁启超。当时报纸、刊物等兴起不久，梁氏可以说最成功地运用和发挥了这些新传播媒介的力量，在形成近代新思想论域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⑧ 如孙宝瑄1902年所说，梁启超“于我国文字之中，辟无穷新世界”；其“闳言伟论，腾播于黄海内外、亚东三国之间”。当时“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⑨ 此语或稍夸张，若将范围限于中国读书人，却大体概括出梁氏当年影响的广泛。黄遵宪稍后对梁启超说：“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⑩ 其实梁启超不仅改变了当时人的思维和表述方式，直到今天，中外很多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知，仍随时可见梁氏观念的痕迹，也可以回归到他本人及其他时人那些含混且有时自相冲突的表述中去认识。从“天下”到“世界”的重大范畴转变就是其中之一，过去对此所论较少，还可以作稍进一步的探索。 天下、中国与世界 梁启超早年似对“天下”与“国”分得很清楚，他在1896年的《〈说群〉序》中就反复说到“国与天下”的关系，明言“天下之有列国也，己群与他群所由分也”。中国当时仍“以独术治群”，泰西近百年则是“以群术治群”；一旦“以独术与群术相遇，其亡可翘足而待”。但那时他并不主张仿效泰西之群治，盖“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后者即往昔所谓大同之治，中国似乎应超越“国群”而直接向“天下群”的目标努力。(11) 不过梁氏很快有所转变。他在1899年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此后数千年，中国人“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未尝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12) 此或即后来“中国即天下”说之滥觞。他稍后在《新民说》中又转变观念，以为“二千年来与中国交通者，虽无文明大国，而四面野蛮，亦何尝非国耶”？故不能说中国过去“尽不知有对待之国”。(13) 但这并未改变其基本立论。 梁氏进而分析说，战国以前，“地理之势未合，群雄角立，而国家主义亦最盛”。但争城争地对民生造成的严重伤害使有道之士皆思矫正，孔子作《春秋》，便“务破国界，归于一王，以文致太平”。其余先秦诸子， “虽其哲理各自不同，至言及政术，则莫不以统一诸国为第一要义”，遂使国家主义终绝。而“自秦以后二千余年，中间惟三国、南北朝三百年间稍为分裂，自余则皆四海一家”。其周边无数蛮族之幅员、户口和文物“无一足及中国”，与葱岭以外之波斯、印度、希腊、罗马诸文明国又“彼此不相接不相知”。盖“国家之名，立之以应他群者也”。若“世界而仅有一国，则国家之名不能成立”。上述历史地理环境使中国人“视其国如天下”，国家思想不发达，乃至于“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14) 后来杨度更发展梁启超已部分放弃的观念，在他看来，中国自虞、夏之间立国后，所遇东方各民族，“其文化之美、历史之长，皆无一而可与中国相抗，实无一而有建立国家之资格”。故“中国之国家，为东方唯一之国家；中国之名称，不能求一国名与之对待”。结果，“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无国际之名词。而中国之人民，亦惟有世界观念，而无国家观念。此无他，以为中国以外，无所谓世界；中国以外，亦无所谓国家”。故近代西潮冲击以前，可说“中国即世界，世界即中国”。(15) 经杨度发展的梁启超观念影响了很多人，他们未必在意其具体的界说和解释，但却记住了这个概括性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