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思潮的涌动，“话语”（discourse）已逐渐成为中国学界常用的概念。就笔者比较熟悉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来说，以“话语”来指称、论述或分析某些过去我们习惯中以“概念”、“观念”、“思想”和“思潮”等来命名和思考的一些历史现象，甚至明确声称以话语理论来研究历史问题，也早已司空见惯。当然，“话语”的运用，绝非仅仅是“命名”的标新立异，往往包含特定的价值预设；在实际的“话语”研究中，也往往体现出对于历史现象不同的观照和认知视角，揭示出有别于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历史内容。自然，“话语”也给学界带来了一些疑惑和困扰。对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来说，“话语”分析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越来越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 “话语”一词的流行，源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语言学转向”；事实上，从一开始，它又超越了语言学本身。在传统语言学中，“话语”通常被视为一种规则明确、意涵清晰而确定的言说。在将语言学里的“话语”转换为人文社会科学特殊理论范畴的过程中，巴赫金（M.M.Bakhtin）贡献突出。在他看来，作为一种言说或“表述”的“话语”，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它的范围小到一个符号、一个词或单独一句话，大到一篇文章、一部作品（即文本），甚至无形的舆论等等，其真实含义都只能通过社会“交往”与“对话”实践才能获得：“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① 他强调，处于“对话”关系中的话语，“无不充盈着社会情态和意识形态内容，无不具有事件性、指向性、意愿性、评价性，并渗透着‘对话的泛音’：与其说是话语的纯粹符号性在这一关系中重要，倒不如说是它的社会性重要……话语将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② 这种注重语言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的运用所产生的实际意义和功能之“话语”，由于上述种种属性，特别是与“意识形态”不可分离的特性，使其获得了进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范畴的可能与前景。 最终奠定流行性“话语”理论基础的当然是福柯（Michel Foucault）。他将“话语”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其所谓“临床治疗话语”、“经济话语”、“博物史话语”和“精神病学话语”等，都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话语”的。③ 在福柯看来，每一种“话语”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它具有特定的实践功能，而“话语实践”又通过话语对象、陈述、概念和策略等可供分析的“关系网络”在动态运行中反映出来。福柯将他的“话语（实践）分析”称之为“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实践”形成“知识”，“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④ 福柯界定的“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事物与社会关系，还“建构”（construct）社会事物与社会关系。在他那里，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建构”着各种至关重要的事物（如精神疾病、艾滋病、性等），并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地位（如使之成为医生或病人、看守或囚犯等）。话语与权力之间是一种互相依赖、互相生产的关系。权力必须进入特定的话语并且受特定的话语控制才能发挥其力量，没有话语，权力就缺少运行的重要载体。因此，话语的运用作为权力运作的一种形式，构成了人们社会历史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一种历史表述，包括谁来表述，怎么表述，以及表述中的真与伪，等等，实际上已是经过具有约束性的话语规则选择和排斥以后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看，话语分析其实成为一种或隐或显的权力关系分析。 福柯非常自觉地将他的“话语实践”即知识考古学的分析法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加以区别。在他看来，两者之间的区别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新事物的确定；2.关于矛盾的分析；3.关于比较的描述；4.关于转换的测定。福柯认为，传统“思想史”研究对新旧事物的划分有着编年史总体化取向，往往根据话语事物出现时间的先后，来判断它们之间“同质化”、相似性的关系或“独特性”之处，借以做出价值分别，而不太考虑其话语系统自身的秩序与规则。而话语分析则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在那些可能是新和可能不是新的东西之间作区分”，⑤ 它不寻求所谓“绝对的起源”；⑥ 传统“思想史”总是致力于在它的研究对象中去寻求“内聚力的原则”、共同点和“一致性”，最终总把矛盾消解在某种“同一性”之中，而话语分析则以描述、再现“矛盾”和“差异”本身为使命，它“描述各种有争议的空间”，“不试图在矛盾中发现共同的形式或者主题，而是试图确定它们间离的尺度和形式”；⑦与此相联系，传统“思想史”的“比较描述”，最终总是要寻求不同话语间观念内容的一致性，而“考古学的比较不是用来缩减话语的多样性和勾画那个将话语总体化的一致性，它的目的是将它们的多样性分配在不同的形态中。考古学的比较不具有一致性的效果，而具有增多的效果”。⑧ 同时，这种比较也注意显示话语形成与各种非语言的“机构、政治事件、经济实践和经济过程”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网络，但其目的却不像传统思想史那样是要“揭示文化的长期的连续性或者区分出因果机械论”。⑨ 其实，福柯的话语分析并不绝对漠视连续性，在话语构型（discoursive formation）内的某些连续性有时他是不得不承认的，只是在分析“变化”和“转换”时，它更关注“突然的中断”、强调历史的歧路和岔口，挑战传统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预定论和目的论”。正是因为如此，他对“影响”、“传统”、“进化”、“因果”和“发展”这些概念的使用显得十分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