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79.42(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08)01-0116-O8 在梳理西藏岩画中的动物图形过程中，笔者曾深深疑惑过：对于青藏高原上制作岩画的这个族群来说，牦牛与马匹这两种动物，究竟哪个更重要？ 笔者曾将青藏高原岩画系统简称为“牦牛岩画”系统①。如此界定的原因如下：一、牦牛图形在青藏岩画中出现频率最高，艺术表现也最为生动；二、狩猎野牦牛是制作岩画的这个族群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经济方式；三、牦牛自始至终都是与岩画制作族群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相比之下，西藏岩画中的马匹图像则是另外一番情景。如果将高原岩画的内容分成动物与人这两大类别，牦牛、鹿、羊、狗、鸟、狼、豹等会被归类于动物的世界，但马匹却很可能归类于人的世界。马匹尽管大量出现于西藏岩画中，却极少作为独立的图像出现，它们只是高原人的坐骑。对于活动于高原舞台上的高原人来说，马匹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但也许是它们过于附属于人类，给人的印象是高原岩画中翻来覆去都是骑马的人，却会让观看者在不知不觉中忽略了“马”的存在(见图1，图2)。 很显然，牦牛和马匹都与高原岩画的制作族群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本身却有很大区别——马匹与这个族群是一种兄弟般的同盟关系；而牦牛则更像似他们的对立面(无论是猎物还是被驯养者)；这种对立的关系在狩猎野牦牛的画面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狩猎野牦牛是青藏岩画最常见的表现母题，在那些反复出现的追逐猎物的激烈画面中，人与马组成的“骑猎者”共同面对的是体积庞大的野牦牛群(见图3，图4)。 因此西藏岩画里的马与人已融为一体，它们看上去更像似一个符号——“骑者”，而不再是一种图形组合。人与马匹在高原岩画里的这种特殊关系，让人不免联想到敦煌藏文写卷里那个反复出现的仪轨故事《马匹的故事》(或《马匹与牦牛的故事》②，《野马与马匹分别的历史》③）。这类故事在敦煌吐蕃藏文写卷中反复出现，其基本线索是马匹因与牦牛争夺领地而结仇；马匹为了复仇，与人建立了特殊的关系——马成为人的坐骑并最终要为人送葬。 关于马匹与牦牛的结仇，敦煌写本只是简述了过程与结果，长马在藏北受到牦牛的攻击，受伤致死。但纳西族的古老传说《献冥马》则隐晦地说到这一领土的争端实际上是由于马所引起的。《献冥马》提到天神将马与牦牛安排在各自的领地，马生活在牧场④，牦牛生活在北方高原；由于长马侵入牦牛的领地，才引发了后来的悲剧(长马的死去)以及三马为其兄复仇的故事。 西藏岩画中大量的骑猎手追杀野牦牛的画面，似乎是在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敦煌写卷中人与马结盟猎杀野牦牛的母题，我们相信，这个西藏岩画最常见的画面一定反映了早期藏北高原曾经上演过的真实的历史内容。读西藏岩画，让人感觉这个马匹与人结盟向野牦牛复仇的古老故事，在高原北部岩画里得到最生动的诠释。 如果说西藏岩画只表现了马匹与人结盟攻击野牦牛的情节，那么敦煌古藏文写本《马匹的故事》还包含着更为重要的一层意思，那就是当这个部族的人死去时，马匹要成为献祭的牺牲。事实上，敦煌古藏文仪轨写本正是苯教祭祀时的诵唱辞，讲述了为什么马匹要为人送葬的缘由，而纳西族的古老故事《献冥马》则直接点明了马匹在丧葬仪轨中的重要作用——马匹要在黄泉之下将死者驮送到天堂。至今仍流行于藏区的“风马”祭，很可能正是源于早期苯教以马作为献祭牺牲的古老习俗⑤。 敦煌古藏文写卷中多次出现的《马匹的故事》与纳西族的《献冥马》很可能拥有共同的文化祖源，其突出特点是以说唱故事的形式解释马匹作为献祭牺牲的原因，其功能均为丧葬仪轨时使用的诵唱辞⑥。 看来，以马匹作为献祭的牺牲应当是西藏某些古老氏族的重要习俗。然而迄今为止西藏的考古发现证实，吐蕃时期及前吐蕃时期，墓葬确实有用动物骨骼作为随葬品的习俗，但一般是用羊、牦牛或狗的骨骼，却很少发现用马匹作为殉葬动物的实例⑦，考古实证与苯教仪轨写本的诵唱辞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矛盾。不过，笔者以为，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早期藏族史中多元文化传统的共存。讲述苯教仪轨《马匹的故事》的那些部族，并非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土著民族，或者说这个有着“献冥马”习俗的古代民族，很可能拥有着与卫藏地区之吐蕃不完全相同的古老传统。事实上，真正以马匹作为殉葬动物的墓葬，发现于青海省海西州的都兰地区，而这个位于黄河发源地的区域，在古代藏文史料里被称作“马区”⑧。“马区”这种奇怪的称谓不免又让我们联想到敦煌古藏文写卷《马匹的故事》中马匹们原本生活的区域——纳西族《献冥马》中的“牧场”——它大抵是指青海黄河河源一带的牧区。
图1 青海骑者岩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