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迁碑》是中国古代石刻史和书法史上的重要碑刻之一，历来为研究书史者及临摹书法者所珍视。但笔者以高文《汉碑集释》为底本①，搜罗诸家之考校题跋，而竭力理解前贤就此碑形制、流传以及文本内容等多方面所提出之各种疑问时②，发现其中之疑问非仅止于前贤所发各点，故撰成此文，向同行专家请教。 一、《张迁碑》出土时地及其在明代之流传 据旧志言，此碑出土于明代，“掘地得之，未详其处，意必汉时谷城旧境也。”③不仅具体出土地点未详，具体出土时间各书也未见交代。明人杨士奇(1365-1444)《东里集》续集卷二十有“汉谷城长张君碑”一条云：“右汉谷城长张君碑，未有碑额，盖中平二年其故吏所立，文辞字画皆古雅。碑在今东平州学。余得之宗丈东平州守季琛先生之子民服云。”④其题跋提到的宗丈季琛，即杨瑒，字季琛，江西吉水人，曾官东平州太守，见《东里集》卷五《送宗老季琛诗序》及卷七《送李永怀归东平序》。杨士奇题跋中称杨季琛为“东平州守”，则其得到《张迁碑》之拓本，当在杨季琛任东平州太守之时。杨季琛之子杨黻字民服，与杨士奇往来甚多，交情甚契，死后，杨士奇为撰墓志铭，即现存《东里集》续集卷三十六之《卫府右长史杨君墓志铭》。墓志铭提到杨黻“永乐甲申侍父官东平”，则杨季琛任东平州太守在永乐二年(1404)甲申前后，杨士奇从杨民服手中得到这份《张迁碑》拓本亦应在此时。在目前已知的文献中，《东里集》是最早提及《张迁碑》的。 就目前所知，都穆《金薤琳琅》是最早著录《张迁碑》的金石学著作，其书卷六录《张迁碑》文，并有题跋云：“此碑予官京师时，尝于景太史伯时处见旧拓本，不及录，近得之友人文徵仲”。 都穆(1459-1525)，字元敬，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官至礼部主客司郎中，加太仆寺少卿致仕⑤。其官京师在进士及第之后，盖已届十六世纪矣，都穆初见《张迁碑》拓本于景伯时处，即在此时，然而未即抄录碑文。正德七年(1512)，54岁的都穆致仕里居，日与里中文士文徵明等往来，《金薤琳琅》中所录《张迁碑》文字，就是根据从文徵明处得来的拓本，其时间应在正德七年以后。换句话说，至迟在正德七年之时，《张迁碑》的拓本已由北方传到南方，在笃好金石书画的吴中士人圈内流传。 杨士奇题跋称此碑“未有碑额”，按字面意义理解，可能是他没有见到，也可能是此碑本没有碑额，至少他所得到的拓本没有碑额。《金薤琳琅》卷六称《张迁碑》为“汉荡阴令张君碑”，也没有提到碑额，看来都穆所见到的拓本与杨士奇一样，很可能都是没有碑额的。此外，杨士奇和都穆都没有提到碑阴，很有可能，他们所见的《张迁碑》拓本也不包含碑阴部分⑥。 杨士奇和都穆最大的一点不同是，杨氏称此碑为“汉谷城长张君碑”，而都穆称之为“汉荡阴令张君碑”。稍晚于都穆的明代学者杨慎(1488-1559)，在其《金石古文》中，沿用都穆的称法⑦，明末梅鼎祚编《东汉文纪》，其卷三十一据《金薤琳琅》收录此碑文字，亦用此称。晚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四有《跋汉隶张荡阴碑》，其后，孙鑛在其《书画跋跋》卷二上袭用“张荡阴碑”的提法。“谷城长张君”、“荡阴令张君”和“张荡阴”三种称法并行，说明当时学者对《张迁碑》并无统一的称法。 简要回顾《张迁碑》的早期流传历史，有三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都穆已经注意到，此碑不见于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以及洪适《隶释》、《隶续》等宋代金石学著作。当然，他立论的着眼点在于强调此碑之难得，大有庆幸自己得见此碑之意，而并无任何质疑。但与此同时，他的说法已经向我们表明了此碑在明以前不见经传的事实。 第二，明代其他一些金石学者，其中比较著名者如赵均(《金石林时地考》)、赵崡(《石墨镌华》)及郭宗昌(《金石史》)等人，亦致力于“搜访旧碑”，却“不之及”⑧，亦即没有提及此碑。这当然可以以他们见闻未广、搜罗未备以及种种历史偶然性来解释，但无论如何，明代三位金石学名家都不曾言及此碑，这个现象总让人觉得有些蹊跷。 第三，尽管都穆声称此碑拓本得自著名书法家文徵明，但是，以此碑汉隶书法之珍稀，以文徵明对书法的精鉴，他的《甫田集》中居然没有关于此碑的题跋，甚至没有只言片语提到此碑⑨。这使我们不能不对此碑的身世来历乃至其真伪心生疑窦。事实上，当王世贞研读《张迁碑》碑文之时，他也已经觉察到其中某些内容叙述之匪夷所思： 文辞翩翩有东京风，独叙事未甚详核耳。至谓其先有曰良、曰释之、曰骞者，按良韩人，释之南阳堵阳人，骞汉中人，宗系绝不相及，文人无实乃尔！其书法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⑩ 然而最后，他以“翩翩有东京风”的文辞以及其“典雅饶古意”的书法说服了自己，他对此碑文风和书风的不无主观色彩的赞扬肯定，将他对此碑的怀疑消释得几乎无影无踪，以至于当后代某些学者以疑惑的眼光重新审视这块碑石的时候，他的这些意见完全没有引起注意。 二、《张迁碑》之语词及用典问题 最早明确对《张迁碑》提出怀疑的，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顾氏在其《金石文字记》中论及此碑云： 今在东平州儒学。其文有云“荒远既殡”者，“宾”之误；“中謇于朝”者，“忠”之误；而又有云“爰既且于君”，则“暨”之误。古字多通，而“宾”旁加“歹”，已为无理；又何至以一字离为二字也。欧阳、赵、洪三家皆无此碑。《山东通志》曰：“近掘地得之。”岂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遂讹谬至此耶！(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