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是中国政治深刻变局和历史文化独特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天崩地坼”的时代，士人立身处世的价值取向也呈现多元状态：有的崇尚经世致用，积极担当社会文化的历史责任；有的避世退守，隐逸山林而独善其身；有的则悠闲自适，纵情乐世而快然自足。加之此时市民阶层经济地位的崛起，文化权力由精英阶层下移至普通知识分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景观。 总的说来，这段时期的文化发展状态是突变甚于渐进。王学的分化、党社的褊狭、士商关系的错位、儒释道三家的合流，特别是狂禅的推波助澜，激发了晚明文艺思潮的狂飙，艺术风格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士人的复杂心态，也从当时文艺思潮的深刻激变和多元走向中表现出来。从这一时期的文化背景和士人心态来观照书法生态，书法艺术的文化转向呈现出了自明中晚期以来思潮多向、风格多变的情致。实际上，这也是当时文化乱象的主流语境对书法艺术产生影响的表现。 一、斋堂装点与鬻值射利——行草书风的狂澜 自汉魏草法成熟以来，其后的书家绝大多数皆以擅长行草书著名。晚明时期，行草书风达到极盛，成为继晋、宋以来最有个性的风格形式。如“晚明四家”——邢侗、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以“黄倪”并称之黄道周、倪元璐，从吴门后学到云间书家，乃至清初书家傅山、王铎等，无不以行草名世。 晚明行草书风的盛行，不仅是对前人风格的传承，更多体现在这特殊的文化环境下的艺术创新。随着明代中后期商业经济的发达，政治钳制的松动，社会生活趋向奢靡，在士人艺术的个性得以一定释放的同时，也助长了他们享乐人生的心态。醉饱之余，还要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如造园听戏、习诗赏曲、收藏古董、鉴识书画等等，都是他们乐此不疲的人生美事。如钱谦益所言： 世之盛也，天下物力盛，文网疏，风俗美。士大夫闲居无事，相与轻衣缓带，流连文酒。而其子弟之佳者，往往荫藉高华，寄托旷达。居处则园林池馆，泉石花药。鉴赏则法书名画，钟鼎彝器。又以其闲征歌选伎、博簺蹴踘，无朝非花，靡夕不月。太史公所谓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为富贵容者，用以点缀太平，敷演风物，亦盛世之美谭也。① 奢靡风气的熏染，使一些新富流连于戏台与园林之所，悠游于城市与山林之间，玩弄光景，纵乐人生。“高堂大厦，罔思身后之图；美食鲜衣，惟顾目前之计”②。而“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为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浇风日滋，良可慨也”③！名园大宅的兴建，居室建制的革新，也为巨幅作品的厅堂展示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匾额、中堂、立轴、对联等各种书法形制也随之增大。晚明文人对设计高堂、装点书斋、布置家具，尤有独到视角，他们已把书画作品当成居室布置和书斋装饰不可或缺的点缀。如钱谦益为柳如是“筑绛云楼于半野堂之西，房珑窈窕，绮疏青琐”，斋室布置非按闺房之式，而显文人品味： 旁龛古金石文字，宋刻书数万卷。列三代秦汉尊彝环璧之属，晋唐宋元以来法书、名画，官哥、定州、宣城之瓷，端溪、灵璧、大理之石，宣德之铜，果园厂之髹器，充牣其中。君于是乎俭梳静妆，湘帘棐几。煮沉水，斗旗抢，写青山，临墨妙，考异订讹，间以调谑，如李易安在赵德甫家故事。④ 再如李日华在对他的书斋设计时，便考虑在其西屋“杂置法书名绘”⑤。文人们在书画的清赏方式上，既注重手中的把玩和案几的展示，又注意挂壁观览的艺术效果。从晚明名士文震亨(1585-1645)对家居装饰的论述中，亦可以窥见其时士人的艺术审美风尚： 悬画宜高，斋中仅可置一轴于上，若悬两壁及左右对列，最俗。长画可挂高壁，不可用挨画竹曲挂，画桌可置奇石，或时花盆景之属，忌置朱红漆等架。堂中宜挂大幅横披，斋中宜小景花鸟。若单条扇面斗方挂屏之类，俱不雅观。画不对景，其言亦谬。⑥ “长画可挂高壁”，则知必有高屋；“堂中宜挂大幅横披”，则知必有宽舍。屋舍建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法的尺幅形制。大轴长画、大幅横披需要宽大的空间，方可容入。明代之前，书画并不乏大幅作品。如在宋代，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就载：“古画多直幅，至有画身长八尺者，双幅亦然，横披始于米氏父子，非古制也。”⑦清人震钧的相关记载也印证了此说，其云：“米(芾)自书《拜官诗》，大轴，绢本。长八尺，宽四尺，古独梭绢也。”⑧ 但宋时的大幅作品，恐非为了挂壁观瞻，更可能是因作品内容所设。书画从早期尺幅手卷的手中展玩方式，发展到挂壁欣赏的横幅大轴，在某个方面也反映出晚明家居格局的变化⑨。 大幅书法，虽非晚明始有，却在此时尤盛⑩。上至书画大家，下至普通艺人，都竭力以善书大幅而显其能，并以博誉于时。如万历时书家蒋如奇，善大幅书法，董其昌称其“天骨超逸，功力复深”，购者不仅商人，其他从者也甚(11)。董氏本人也曾作此类大幅作品，如他在题自己所摹《烟江叠嶂图》时，回忆自己“游江京时，曾以巨幅书东坡《烟江叠嶂歌》”一事(12)。文徵明的侄子文伯仁，也善此道，晚明文艺大家王世贞赞他“少传家学，而时时发以巧思，横披大幅，颇负出蓝之声”(13)。 大幅书法的创作，离不开与书桌和画案的适配。明代中后期房舍空间比前代更为宽敞，更容易摆放大型家具(14)。而且，晚明文人又多乐于参与家具的设计，这也增添了家具的人文气质(15)。明代家具之成为中国家具艺术史上的高峰，并影响至今，房舍建制的改进与文人意识的渗入是其重要原因。文人们对书桌和画案进行人性化的特殊改造，如对家具加高加长，省减了一些不必要的繁复辅件。这样，既可以像以前那样坐着书写小笺扇头，又适合站立书写大幅纸绢，同时也便于展观大轴长卷。尤其站立书写，在艺术表现和性情挥洒方面就更显自由。书家在创作时，为了书写的自由和应酬的快速，行草书体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书之于纸，可以是横涂乱抹、满纸云烟；亦可是清新淡雅、惠风和畅。明代中后期长锋毛笔的广泛使用，也为行草书法提供了更为率性的艺术创作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