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06）02－0052－07 一、装饰的古典批判与现代批判 在艺术与设计领域，人们对装饰的批判从来就没有停歇过。不同于现代主义对装饰的批评，传统的装饰批判在整体上具有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来源于西方传统社会稳固的价值观念与艺术认知。正如大卫·布莱特所说：“放眼过去，对装饰和视觉快乐的贬低其实是古典典范的持续力量所带来的结果之一，在所有领域都是这样。”[1]13 这些观点的形成往往基于相似的动机：得体（decorum）、神学（theology）和进步（progress）等。[1]184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们对装饰的批判更多的是出于前两个原因，即得体论与宗教观念。 得体论是对装饰批判影响最大的一种理论基础，它的影响贯穿了整个设计思想史。德国哲学家康德（I.Kant,1724－1804）从美学角度对得体论作出的阐释将得体论提升到哲学认识的水平。康德认为美可以分为自由美（pulchritudo vaga）和依存美（pulchritudo adhaerens）[2]65，而依存美中便含有对象的合乎目的性。 《威尼斯商人》中的巴萨尼奥曾这样抱怨那将决定他命运的三个盒子：“这个世界仍然被装饰所欺骗。”[3]51 每当这样的场景出现时，那些外表华美、装饰繁琐的物品总会让主人疑窦顿生，犹豫不决：似乎精美的装饰总是和欺骗结合在一起。类似的故事反复讲述的是一个长久以来在宗教中传承的“清教徒的极少原则”（Puritan Minimalism）。这个原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装饰的道德认识，让人们在富足之时保持清醒，去怀疑装饰背后空洞的精神世界。 阿道夫·卢斯也曾经被认为与这种“清教徒的极少原则”相联系。卡尔·休斯克称“理性主义的清教徒主义使卢斯把一种将菜肴外观的华丽置于其营养价值之上的烹调展示同世纪之交维也纳的装饰化棚屋联系起来。”[4]363 而所谓高级烹调术（Hautercuisine）则必然与清教徒主义的原则相违背。既然高级烹调术和装饰彼此相联系，那么两者都是不合于时代，应该从世界上消失的东西。但卢斯的装饰批判在本质上与清教徒主义的精神并没有太多的联系，卢斯仍然在设计中大量使用奢侈而昂贵的材料。 虽然在装饰的古典批判与现代批判中能发现某种前后呼应的迹象，但是仍然需要把对装饰的传统批判与现代性批判分开来讨论。给这两种装饰批判带来关键性差异的原因是生产方式的变化，即批量化生产方式的出现。 当工业生产出现后，物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手工制造不再是产品的主要制造方式，因而产生于手工制造的装饰生产也失去了相应的经济价值，从而降低了自身在物品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同时，批量生产使得工业产品与艺术品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大，设计活动最终从艺术中被分化出来。拉尔夫·沃纳姆所说的装饰过程与生产过程之间的不可分性也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在手工艺时代完整地融合在匠人心中的这两个过程，现在已经被工业化生产方式分离及专业化。[5]4 而装饰在这个分化的过程中，是一个最藕断丝连、最拖泥带水的部分。装饰一方面仍依附于建筑和产品的表皮，另一方面还在继续发挥着艺术品的作用。因此，有人将装饰称为一种“面具”，一种留恋过去、忽视现在的“面具”： 在古典神话和传统自然的过时面具之下，自身潜在的“新自然”——新生产方式、技术和工业材料所塑造的机械与铁制品——仍旧未被认识和意识到。同时，这些面具表达了重返神话时代的愿望，在那个时候人类与自然世界可以和谐相处。[6]113 而新技术带来的新的审美观则正在形成之中，急需理论上的支持。因此，对装饰的批判势在必行。这反映出工业和装饰之间的关系：前者的发展给后者带来了困境。生产方式的变革内在地决定了审美方式的变化，但是这样的内在变化难以在短时期内显现出来。传统装饰所带来的美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手工劳作。然而，工业化大生产的出现导致手工生产方式逐渐转变为一种辅助生产方式。装饰的生产也将由高效率的机器来完成。手工制作装饰方式的消失，使得装饰只剩下了被假定的“形式的抽象美”[7]95。而原先的意趣，即最接近于艺术创造的部分已经荡然无存。 工业的入侵对设计思想的改变不仅仅体现在材料和制造方式上，更多地通过实证主义所导致的意义危机而实现：通过破坏暗喻和定性思想的基础，实证主义使传统的象征主义失去效用，也使得建立在象征基础上的传统装饰变得没有意义。因此，对装饰进行批评是功能主义要求的一个重要体现。功能主义批判了世纪之交在工业设计中出现的媚俗和建筑中出现的折衷主义，它假定了与卡尔·克劳斯与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批判相类似的道德净化：“在逻辑实证主义中，早年的维特根斯坦将净化语言的动力转化为假设自然科学技术理性的独立实在，可以与此相比的是，在粗俗功能主义中，对装饰的批判转变为假设技术发展意义的独立实在”。[8]31 因此，卢斯的装饰批判在当时具有代表性。工业生产的进步与其伴随的理性主义与功能主义思想导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装饰的地位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设计话题。甚至生物学的研究者也发现：“卢斯的建筑和他的文章是建筑中实证主义的表现，而他为了功能主义而反对装饰的运动是恩斯特·马赫经济思想和生物学实证主义在建筑中的一条平行线。”[9]1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