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眼光，这里不乏世界各国艺术界的关注，不断传出的诸如古根海姆博物馆要在中国设分馆之类的消息，很让中国美术界自豪了一阵子，“想当年……，看如今……，我们也有了今天！”中国艺术真的已经走向世界了吗？中国当代艺术真的已经很“牛”了吗？我想，对中国当代艺术与世界当代艺术的差异进行比较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有趣的是，对于中外当代艺术的现状，易英教授认为，不是差异，而是差距。问题就这样从一个平等的文化比较转化为一个在某一艺术理想坐标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了。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家要关注世界美术发展状况并与之相比较的目的，是发展属于自己的独立艺术，从美学和艺术工艺学两个方面发展我们的创作。而对于世界共同关注的人类事务，艺术家可以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给出不同的阐释。在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与西方艺术家在当代艺术的竞技场上并无高下之分，只是文化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 但是，我们转到具体的中国当代艺术来看，似乎不是那么乐观。除了在国际上几位重要的中国艺术家如徐冰、蔡国强、黄永砯、谷文达、严培明等仍在不断地为国际艺坛增添浓重的中国色彩，剩下的能让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国际消息就是某某人的作品在纽约和香港拍了多少钱了。早几年国内最酷的“残酷艺术”、“血腥艺术”已经雄风不再。行为艺术、装置艺术不温不火，给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不多，而近来绘画却大行其道，展览蜂拥而起。看看国内的许多画廊展览，我们看到的最多的就是各种文革符号、中国符号的波普和涂鸦，还有越来越多的像聚焦模糊的黑白照片的“中式李希特”，改画老照片成风，再就是描写个人小情趣、装嫩扮酷的青春期呻吟。像任小林、曾梵志、陈文波、张小涛这样敢于突破个人已经成功的固定风格，继续创造新的艺术语言和图像的画家确实太少，像尚扬、朝戈、丁方那样坚持古典主义人文理想的艺术家更是稀缺。客观地说，中国当代艺术中已经出现了不少素质优秀的青年艺术家，但现在展览那么活跃，却缺少90年代曾经有过的“美术批评家提名展”那种比较纯粹的展览把他们整体推向国际艺坛，因为没有人愿意为这种没有回报的学术性展览投资 （广东美术馆与深圳的何香凝美术馆、深圳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在艰难中做了许多工作）。可以这样说，中国当代艺术圈中的流动资金比90年代要多了不知多少倍，但举办重要的学术性展览的环境条件却依然困难。也许，这有待于中国的美术馆、基金会与民间资本的壮大、成熟与自觉。 如果说，我们的当代艺术和西方当代艺术有什么差异的话，我认为，西方艺术家不管使用什么媒介，都十分关心形式和语言，他们艺术中的精神与价值观，就体现在对艺术形式的创新和独特表达之中。而我们的艺术不论是传统的主流艺术和前卫艺术，都始终把艺术主题放在第一位，而轻视艺术形式、艺术材料和艺术语言的研究。在这一意义上来看，我认为，在中国当代的学院美术教育中，应该引入形式美学的历史研究和抽象艺术的语言训练，探寻以抽象形式表达人文精神的能力，这对发展中国的当代艺术很有价值。我们要避免只从内容上寻找作品的内涵，而要从形式上寻找内涵，从局部发现整体，寻找形式结构后的潜在意义与价值取向，而不是只从情节内容上寻找作品的主题和思想。后者将艺术中的民主庸俗化，看似获得了表现的自由，其实落入了一个更大的统一性话语圈套，即作品只要表现出对现行社会政治制度和道德理想的反叛和调侃就具有价值和市场。这正是89现代艺术大展后的一个误区，即艺术必须体现政治上与现行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无论这样的作品在语言上如何粗糙低劣，只要政治态度是对抗的或调侃的就可以获得“前卫”的身份。如果说90年代中期，圆明园画家村的一些画家，为了生存，画一些质量低劣的有关革命领袖形象的作品低价卖给外国人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在今天，还有许多人以革命领袖、五角星、天安门等政治符号作为自己的图像资源批量生产商品画，只能说明他们的想象力的贫乏。比起那些对着民工和妓女写生的画家，这样的波普画家已经没有社会责任感，丧失了基本的创作能力，成为90年代中国“玩世现实”和“政治波普”最为拙劣的模仿者。 较之上个世纪80年代，当代的青年艺术家已经获得了更为宽容和自由的创作空间。但是从来就没有无限度的自由，我们要警觉个人主义极度释放后的危机，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活跃与能量，是否能够真正彰显出哲学、艺术的思辨和反思，是否能够反映出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的特性？抑或只是一种商业社会的商品交换自由？在日益走向民主化的中国社会，人们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所谓“当代的自由”，大部分仍然是一种商业消费带来的个人自由，即购物自由、旅游自由、享受物质生活的自由，它给予人们的只是一种物质消费的快感。北京的798区就是一个充满创作能量和自由的地区，它像雨后的森林，蘑菇丛生，产生了许多肤浅化、表层化的东西。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对曾经有过的文化专制和艺术意识形态化的抵制，是对貌似“深刻”的说教艺术的反叛。但是，在这种雨后杂草丛生的工厂式花园里，有多少东西能够真正切入我们的时代和精神生活？抑或只是一种青春期的躁动和追求消费自由的欲望？应该指出，798的活跃是引人注目的现象，但这主要是画廊的行为，大部分画廊资金并不雄厚，迫于生存，急切地想推出新的艺术家和新的作品，为自己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市场份额（这无可非议）。个别已经批量掌握走红画家作品的画廊和艺术投资者，如同房地产市场中先拿到土地的“地主”，将后来者玩弄于股掌之中。目前，更有一些年轻的艺术经纪人急切地盼望在艺术市场上获得商业利益，他们采用各种手法（办展览、出杂志、在媒体登广告、自我吹嘘等），忙于“造星”，而给予他们自信的动力来源只是这些画家的令人怀疑的拍卖纪录。2007年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罗伯特·斯托（Robert Storr）来访中国后，认为北京的798存在很大的问题，这就是“金钱成了主导的力量。这里艺术家很关心自己知名度有多高、作品卖到多少钱，考虑更多的是商业问题而不是艺术本身。真正的艺术家应该首先关心自己的艺术是否能直指人心，而不是过多地考虑物质上的回报”。（《中国文化报》2006年8月26日）斯托的话也许可以使我们更为全面地看待798的热闹和中国当代艺术的急功近利。798最初是艺术家工作室的聚集地，现在逐渐转变为画廊区，如果没有艺术水准的学术提升，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喧闹的艺术旅游观光区，希望安心工作的艺术家会逐渐迁离这里，寻找更为安静的创作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