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当代建筑美学稍有研究的人，都会知道，当代西方建筑美学包含着一些令人困惑的悖论。例如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自律与他律之间，先锋与后锋之间，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之间，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着某种悖谬状况。在这些对立项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非此即彼，却常常存在亦此亦彼或忽此忽彼，甚至彼此包容相互转替的情况。哈桑面对当代这个智性时尚疯狂变幻的时代，看到人们为了预先占有未来或往昔，竞相以“后”为武器，义无反顾地摒弃现存价值，以致使世界充满一种恐怖的紧迫感，曾大发感慨。他说：“……在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上，存在着一种智性的意志和反意志，一种全面控制思想的欲望，但这种意志和欲望本身却陷入了一个更新嬗变的历史时期，即使我们不说它是一种淘汰、废黜的话。”①哈桑在这里虽然只是从总体上批判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却也很切合当代西方建筑美学的实际。 我们不妨从下列三个方面，对哈桑从总体文化现实中感到却没有在具体的文化和艺术形式中论及的西方建筑美学中的矛盾，作一番分析。 一、理性与非理性的悖论 福柯认为，正如“张狂”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苏格拉底式的理性者的“明智”，理性与疯癫的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特定的向度。在画家H.博斯(Hieronymus Bosch,1450-1516)②之前，它早已西方文化相伴相随，而在尼采和阿耳陀(Artaud,1896-1948)③之后，这种奇异的矛盾仍将长久地与西方文化形影不离。④ 简言之，福柯认为，理性与非理性（疯癫）永远是如影随形的，不仅过去如此，在当今文化中亦然。 那么，在当代西方建筑美学中，情形又是如何呢？ 杰马诺·塞兰特(Germano Celant)在《反思盖里》中指出，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没有断裂，正如在盖里的作品中建筑与非建筑之间不存在停顿一样。⑤詹克斯则把罗西等人的新理性主义称为“非理性的理性主义”；F.詹姆逊从更广泛的视角，说明一种根源于非理性的、追求“不稳定性”的悖谬逻辑，已经在暗中消解人们认可的价值。他说，“当前的知识与科学所追求的已不再是共识，精确地说是追求‘不稳定性’。而所谓的不稳定性，正是悖谬或矛盾论的实际应用和施行的结果。在悖谬逻辑中，重点并非在达成一致的意见，而是要从内部破坏先前‘标准科学’已建立好的基础构架。”⑥康拉德·詹姆逊(Conrad Jameson)则从当代建筑美学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悖反的角度，阐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他说：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古怪的建筑密涅瓦(Minerva)⑦。只要想想这些密涅瓦们，他们一会儿赞美像罗尔斯—罗伊斯那样骄傲地穿过现代建筑的汽车，一会儿又告诉我们，要我们在我们的城市中心开辟一条汽车道，一会儿又像圣特·卡罗斯(Santa Claus)那样，命令我们，汽车道要建在屋顶上，再后，就坚持，要我们索性把我们的建筑制作成路标，以便让它尺度更大，使汽车司机看起来更赏心悦目。然而，就这样按照密涅瓦们的怪异思路步步发展，最后一定让人受不了。那么，这种新的确定性是什么呢？它是一种关于不确定性的确定性，不，它是关于绝对的不确定性的绝对的确定性。 甚至在第一次会面时，这位新的密涅瓦在假装比她实际上更不确定时，流露出虚假的羞涩的窘态。其实，她在玩弄她的不确定性的确定性的游戏，这是公元前6世纪克利特岛人艾比曼尼德斯(Epimenidas)⑧被难住的那种游戏：如果所有的克里特人(Cretan)都是说谎者，那么，作为克里特人的他自己是否在讲真话呢？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悖论与理性与非理性的悖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二而一的。因为确定性是主观意念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合题，或者说，是客观现实与主观意念的某种遇合性，或者说，是主观对客观事态发展的可预见性和把握性；而这通常正是理性思维所追求的境界，而不确定性恰恰相反，是主观意志与客观现实发展的悖反和脱节，这也常常是非理性思维所向往的境界。 前文已经说过，非理性是西方当代建筑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是从当代建筑美学的发展动向角度所作的判断，也就是说，是从思维变异的角度所作的判断。衡定任何一个时期的美学特征，其依据只能是那一时期美学所呈现的新质——变异，而非它的稳定性或恒常性特色。这是我们进行审美评判的重要依据和标准。所以英国历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aclough)说：“连续性决不是历史的最显著的特征。”⑩“我们所寻求的有意义的东西不是两个时代的相同点而是它们的不同点，不是连续性的因素而是非连续性因素。”(11)但是，新与旧总是在比较和对抗中相互依存、相互规定的。在当代西方建筑美学中，新的和旧的、非理性的和理性的相互之间的纠缠扭结，更显复杂。因为当代西方建筑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的时代，是一个张扬多元性的宽容的时代，正是这种复杂和宽容，使非理性和理性卷进了一种悖谬的境遇之中。 对理性与非理性的悖论问题，我认为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存在于当代西方建筑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悖谬；一是存在于个体建筑师身上的理性与非理性的悖谬。从宏观角度考察当代西方建筑，人们将发现，理性与非理性作为两条既清晰又模糊的发展线，始终纠缠在一起。 在转折的阶段，文丘里以一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对现代主义建筑的理性逻辑发起了挑战，尤其是他那种“宁可过多也不要简单”、“宁可不一致和不肯定也不要直接的和明确的”的偏激的主张，对于后来的非理性美学思维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丘里的一系列具有明显的反对称、反简洁和反统一的设计，为建筑师们大胆尝试非理性设计，提供了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