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卡塞尔是蛰伏在德国边境的一个小城，也是格林兄弟的故乡。这儿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6月16日这里将举行五年一次的世界上最大的当代艺术展：文献展。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是文献展的象征和精神中枢，在它的前方是一览无余的弗里德里希广场，展览期间这里将人涌如潮。桔园宫外面是另一个历史上有名的中心，数以百计的金属环栓结在一起，它们将成为水晶宫——这是卡塞尔对1851年英国水晶宫的一种回应。法国人安妮·拉科顿和琼·菲利普·瓦萨尔共同设计了这座临时园艺建筑，但是，目前接近这个1万平方米的透明的金属展示空间的，仅仅是清晨的慢跑者们。然而，在所有看似平静的城市表象之下，倒计时却已经真正开始了。离展览的开幕式只剩不到99天了。在这个夏天，这里将迎来65万参观者。 “我已经准备好了”，罗格·M·比格尔自信地说。他一边指着悬挂中的纸板模型，一边向我概述第12届文献展展示空间的特征：展览将在保留着18世纪风貌的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19世纪创立的新画廊和20世纪建立的文献展厅中展出。提到目前正在搭建的棚架结构，比格尔提醒到，文献展最初是卡塞尔花卉展的一个分支。“尽管将会有数以百计的艺术家，我们不仅知道他们是谁，而且知道将他们的作品（应该是450件）放在什么位置。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改变任何事，或者说我们已经把全部的基金存进了银行。策划文献展有点类似于制作一部电影：你可以把文献展当成是一部电影大片，但是当我开始做时，就不得不一切从零开始，包括组建我自己的团队。尽管这意味着你能够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愿望去做，但是某种程度上说，如果你能够管理并调度40个深谙自己职责的工人，那么这种自由度自然就会变少了。” 组织工会的方法 2003年底，比格尔在不记名票选中最终胜出。他是一名视觉艺术理论教师，1962年生于柏林，现居住在维也纳，他曾是澳大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奠基人约翰尼斯·加赫南格的学生，也曾给赫尔曼·尼奇做过秘书。比格尔还是第一个获得梅尼基金会颁发的策划奖的人，此奖是梅尼基金会为纪念了策展人沃尔特·霍普斯所设立的。世纪之交以来，比格尔和他的同伴——艺术史学者和展览组织者鲁思·诺雅克共同组织策划了多个展览。2000年，他们得到了维也纳杰纳勒利基金会的赞助，策划了第一个展览《我们不理解的东西》，该展览通过展示一些以实践政治为核心的艺术家的作品，如巴黎的亚历亨德亚·里拉、德国的电影制作人哈伦·法罗克以及1970年代的美国的女权主义者埃莉诺·安廷的作品，荒谬地呈现出艺术家对艺术自主性的捍卫。作品对旁观者产生的影响暗示了这种自主的要求，仿佛它们是从远方制造日常的社会经济学和政治条件的一种方法——可选择的却是“占优势的想象”。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当年的那个展览将是大有益处的，因为比格尔将同样的理念和原则用在了第12届卡塞尔文献展中。 然而，比格尔和诺雅克最具挑战性的展览是2003年到2005年间在吕讷堡、巴塞罗那、鹿特丹和维也纳四地展出的名为“政府”的展览，展览展示了一些色情的作品，例如，上文提到参加过2000年那个展览的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以及马哈·巴耶维奇（巴黎），伊内斯·杜雅克（维也纳），德克·施密特（柏林），艾伦·塞库拉（洛杉矶）的作品，玛雅·德瑞恩和吉恩－卢克·戈达德的电影。展览借用了米歇尔·福柯政府至上（权力机制对人民和大众的控制和规诫）的观念，在艺术领域中检验了“工会组织”这一形式。这一观念对于第12届文献展是至关重要的。比尔格和诺雅克要让大家知道，他们将从“基础”着手，在杜阿拉或里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以什么样的方法，“远离传统的商队路线”。比格尔将考察几个大洲主要城市和文献展杂志编撰的任务同时委托给了维也纳人乔治·斯科汉默尔。他的任务是从世界各地精选一百本期刊，以此来保证文献展在理论和批评上的学术性，并坚决远离“艺术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原型”。于是，在一种民主的模式，或者说，至少比其他模式更民主的知性模式的庇护下，一个有着双重影响的系统被建立起来。 建构，而非表征 同时，比格尔夫妇通过控制展览信息的发布量来尽可能的减小本届文献展的“官方活动”所面临的媒体压力。譬如，一个玩笑揭示了他们的艺术家列表中的第一个艺术家加泰罗尼亚人费伦·阿德瑞和最后一个艺术家波兰人阿图尔·兹米耶斯基的名字。后者创作了影像作品《格卢兹·巴赫》，视频中的音轨是一首由唱师班演唱的晦涩的加泰罗尼亚语歌曲——而这很可能促成新闻媒体对这件作品进行额外的吹嘘。而这个玩笑的作者在卡塞尔通过电话与《艺术新闻》的职员不屈不挠的争论，直至我到了卡塞尔的时候，文献展的工作人员才同意公布一个7名艺术家的名单。比格尔和诺雅克之间展开了一场即兴的口头比赛，诺雅克在听众席上向在站在讲坛上的比格尔发表了长篇演说。而这种竞赛促使他们把一小部分组织好的幻灯片展示成图像。第一张幻灯片展示了1943年盟军大轰炸后的卡塞尔的景象，图中的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始建于启蒙主义时期，是用当时贩卖雇佣兵到美国打内战得来的资金修建的，这张图片揭示了现代化和暴力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接着展示了1955年首届文献展悬挂的标牌，黑色塑料展墙掩饰了衰败，同时也让观看者回想起了文献展最原初的目标：重建分崩离析、满目疮痍的公共场所，并将其整合成文化博览会的一部分。接着，展示的是一组尼日尔管道爆炸的图片，以及中国的援助，上海的一处建筑工地和“穷人的卡塞尔”，换句话说，这组图片打破了现代性的承诺。接下来展示的一个挽歌式的户外教学会议的情景，时间是2006年，地点是泰戈尔的故乡圣廷尼科坦，整个场景仿佛是“自然背景中的包豪斯”。在对比信息和教育时，比格尔的结论是“教育并不仅仅是另一种消费品，它带有一种使孩子从父母或保护人的监护中解脱出来的雄心。这正是博览会与迪斯尼乐园所不同的地方，也是大学讨论会与迪斯科舞厅和威登商店的相异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