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摄影：在文化人类学与终极信仰之间

      我不敢说中国的摄影家在开始从事专题摄影时，就都能够自觉地意识到其中的人类学立场。肇始于1978年“四月影会”的当代中国摄影，从思想根源看，其实一开始是建立在对“摄影艺术”的追求上的①。“文革”结束后，因为对“文革”艺术的反感，更因为对急剧的政治风暴的恐惧，“纯艺术”的概念成为人们关注的方向。但与此同时，一股要求从“真实”的角度重新看待摄影的潮流也在涌动。公认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纪实摄影是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诞生的，随后，到80年代末期，一种针对专门题材的深度摄影就开始出现了。这种摄影与其说是一般的“纪实摄影”，不如说是有纪实深度的“专题摄影”。和一般的纪实摄影不同的是，摄影家首先要确定一个社会题材，同时要为这个题材做文献和材料的准备，甚至要对拍摄对象做深入的研究，以期在拍摄中能够达到一个观察的深度。尽管从史料上看，引进人类学的相关原则是稍后的事，但即便在早期的专题摄影中，我们也仍然能观察到人类学的某些影子。

      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1976年以来专题性的纪实摄影，也许是从北京的吕楠开始的。他大约从1989年起，用了近三年时间，走访了全国36家精神病院，一万多名精神病人，拍下了以《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为题的系列照片。如果把开始拍照前的准备工作也算进去，可能时间跨度还要大些。然后，在完成了这一题目的拍摄之后，他又从1992年前后开始，深入中国农村，拍摄题为《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这一组照片的时间跨度更大，大致到1996年才基本完成。而且，走访的地方也比前一组范围要大，从江浙开始，经山东到河南，再到西北，然后又深入到云南，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其间还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包括被当地公安人员扣留、盘查等，但最后还是完成了这一艰巨的拍摄。之后，又深入到西藏，拍摄以西藏为题材的系列照片。但这一次他一改过去两组走动颇大的方式，蹲在康西藏区一个小村子，一拍就是五年以上，直到2004年才开始让外界少数人看到部分成果。

      随着这三组作品的问世，吕楠在专业摄影圈，尤其是纪实圈里享有巨大的名声。但是，他的作品却没有在中国内地公开展示过。《精神病人》第一次刊出是在台湾阮义忠主编的《摄影家》杂志创刊号上。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吕楠的作品在国外却赢得了名声。他以“马小虎”为名在日本举办的以“精神病人”为题的展览，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1993年他还被美国《光圈》杂志选入，这一期《光圈》以介绍“有着广泛影响但还不为人知的摄影家”为宗旨，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择了十位摄影家②。

      其实，同时和吕楠拍摄精神病人的还有袁东平。从后来他出版的同类题材的作品集来看，他们两人的确是同时拍摄的，因为其中有不少拍摄对象是同一个人，场景也相同。两个人同时拍摄同一题材的事，在摄影界一直都存在着，不足为奇。比如陕西的侯登科所拍摄的《麦客》，其中一部分就是同胡武功一起拍的。这可以从他们两人同类题材的照片中辨识出来。

      

      袁东平《精神病人》

      如果比较吕楠和袁东平所拍摄的精神病人，我觉得颇能见出两人视角的差异。仅从照片来看，前者多采用平视角度，画面变形有限，而后者的变形则要大一些，显得视觉刺激性更为强烈。从这一题材的拍摄来看，如何在猎奇和平实之间把握分寸，可能是一件不容易处理的事。要知道，当他们开始拍摄精神病人群体时，这个题材的刺激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个时候，纪实摄影刚刚在新一代摄影家的心目中立足，而主流摄影界的整个氛围，包括欣赏环境，仍然被一种流行的审美趣味所统治；选择这样一个题材，已经显示出两人的不同凡响。所以，在拍摄当中仍然考虑到是否平视和如何处理过于刺激的问题，就更见出他们的独到眼光了。我以为，吕楠所显示的平视性，是值得珍惜的，在那个年代具有重大的意义③。

      经过对精神病人群体的拍摄实践，吕楠无疑积累了大量经验。所以，当他开始第二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拍摄中国农村的天主教（《在路上》）时，如何以更加平视甚至是平和的眼光看待拍摄对象，就成为他工作的一个道德基础。

      近百年来，以西方天主教传教为标志的外来宗教的进入，在中国经历了曲折甚至是血腥的过程。早年由于传教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伴随着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义和团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的入侵，对这些相关事件的评价，至今仍然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自从“文革”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的开放，外来宗教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而且深入到农村地区，成为近三十年来普通人精神生活当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从作品来看，吕楠仍然沿用了他此前的经验，注重日常生活细节的观察与捕捉。关键是，吕楠的拍摄方式是深入式的，也就是基于对拍摄对象的整体把握和细节认同，从而把这一题材上升到当代文化进程这样一个层面来加以认识。而其中的重点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拍摄，通过对普通对象的面相与动作的捕捉，把一个群体的精神状态表达出来。这个群体的精神状态，在纪实摄影没有深入之前，是被忽视的，甚至是被整个文化圈边缘化掉的。而在整个社会的分层中，他们也是不被重视的。通过这样的工作，让他们以他们本来的状态进入文化界的视野，应该是吕楠从事拍摄的动机之一。由此，吕楠几乎不做突然性的拍摄，他希望和对象处在某种和谐的状态中，对象比较熟悉他了以后，才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