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8)09-0212-05 现代西方德育建构于西方文化由宗教文化向现代文化跃迁的背景中，启蒙运动是实现西方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的中介。现代文化是以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为气质的文化，现代西方德育从不同侧面弘扬和扩展了现代西方文化精神，形成了以培养合格公民为目标德育模式，对于我国德育的现代发展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一、西方德育现代转型的文化背景 “‘西方’概念是指有能力施加文化影响的诸如美、英、德、法、意等这些能够在国际政治文化上拥有话语权的国家”①这一定义把实质上能够影响中国本土文化及世界文化发展的国家列入西方范畴。西方的近现代文化是一种同质文化，统称为现代西方文化。 西方德育的现代形态与西方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是同步、同质的。现代西方文化是在否定中世纪宗教文化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萌芽于文艺复兴，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至20世纪80年代完全成熟。②其核心价值追求是人的自由。文艺复兴作为西方近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精神实质是通过确立“人”的地位，以“人”代替神，用福柯的话说，“人”是现代时期推论出来的产物，是一个理性构造。宗教改革作为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再次推动了西方文化的世俗化，即理性化过程。启蒙运动是西方近现代史上最彻底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解构了传统的宗教文化，建构起现代西方理性文化的框架，现代西方文化是启蒙精神的延伸和发扬光大。 西方启蒙运动是一个不断“祛魅”的理性文化的形成过程，“祛魅”就是不断祛除宗教文化的神圣性（主要针对其非理性、蒙昧性和神秘性的方面），即马克斯·韦伯所言的“脱圣还俗”，使宗教“非巫术化”过程。 启蒙的本质和现代文化的精神主要是指人的思想获得自由和解放，是思想和精神创造力的增强和迸发，是通过理性摆脱蒙昧获得思想自由。理性的运用是启蒙发生的前提，而通过启蒙的培育和引导，理性进一步获得了分析、揭示、辨别、选择和批判，不再盲从，做自己思想主人的内涵。理性在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批判精神。理性“能力主要表现为思想、反思、从事逻辑判断与推理的能力，集中表现为一种‘自我意识’的能力，或者说‘我思’的能力”。③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构成自启蒙以来以人的自由为内核的现代西方文化的两翼。“人本”相对于“神本”，人只有摆脱对上帝的依附，获得自由，“人是目的”才能成为现实。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些，在于“理性”被确定为人的主体性，“理性”是人的力量、价值之源泉，是实现人的自由的保障。正如哈贝马斯认为的，个人“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时代特征和核心价值系统，“主体性”原则构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原则。而现代价值的合理性、主体性的确证都出自人的理性，因而，理性也就成为现代性的安身立命之地。④自由、主体性、理性成为解读现代西方文化的关键词。 近代开始发展的人类精神“世俗化”的文化运动都是对异化了的精神神圣性的反抗。西方近现代是理性主义大进军的时代，但是，启蒙运动在造就现代文化、取得社会和文化巨大进步的同时，即已包含了现代文化内在的矛盾和危机： 第一，对理性的倡导由于走向极端而变成对理性的迷信，人成为理性的奴隶。启蒙以反对上帝、解放人为目的，以理性取代对上帝的迷信，但它又制造了理性这一新的上帝，理性至上原则使人与理性的关系再度被颠倒和出现紧张。 尼采以独特方式预示了现代西方理性文化深刻的矛盾和危机。他倡导非理性以反抗理性主义的肆虐，表明他对理性压抑人的不满；他对西方近代以来文化的科学化、商业化、非个性化、非精神化所作的深刻批判蕴涵了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的理性文化的危机。 第二，理性精神出现逆反，人成为物的奴隶。在理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理性与功利主义开始半分天下。前者是对科学理性的迷信，后者是对物质的迷信。这二者又有血缘上的联系。科学理性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代的逻辑就是发展，就是创造物质财富，科学理性成为直接服务于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具，这样，在功利主义的视野中，启蒙运动以来所诠释的现代理性就成了单纯的物欲满足。启蒙从反对宗教的禁欲主义走向了没有精神支撑的纵欲主义的极端，最终，人被物化了。 第三，启蒙理性对人的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导致了对精神的消解和信仰危机，出现人性危机。理性主义的发展提高了人的地位，但却“杀死”了上帝，人要“重估一切价值”，信仰完全主观化并被推向虚无，这意味着一切传统价值观念存在的客观基础被抽掉，人的精神家园不复存在，精神在无依无靠中沉寂了，人面临着生存的焦虑。“社会世俗化的副产品是文化上的渎神现象，资本主义便难以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所谓的终极意义了。”⑤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如果上帝死了，一切都成为可容许的。 启蒙理性对人的主体性的过分张扬导致了种种弊端。因此，后现代主义在消解启蒙理性所建立的外在世界结构的同时，也彻底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它们庄严地宣称：笛卡尔—康德式的主体性的式微意味着“人”的终结。它们继尼采“上帝死了”的口号后，提出“人也死了”的口号。福科就曾断言：“人”纯粹是一个“外形”，“人这个最近的产物”，“将像画在沙滩上的画一样被抹去”。马克斯·韦伯指出，现代社会原本应当带来理性的增长与个人自由的提高，但它在趋向理性化的过程中，导致事实与价值、效率与信仰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它直接表现为文化合理化剥夺了意义，社会合理化窒息了自由，导致“意义丧失”与“自由的丧失”的现代性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