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9X(2007)04-0096-04 戊戌变法前，严复首先提出，国民性是决定社会进化程度的基础，并指出，中国欲图振兴，重在治本，本治则标立。所谓本就是民智、民力、民德，三者皆备，才能实现政治变革，解除民族危机。他把国民素质提到“本”的高度。[1]辛亥革命时期，更多的人将视角转向国民自身。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系统地提出改造国民性思想，成为这一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代表。他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2]张伯苓作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家，南开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较早地认识到国民性的改造问题，他虽然没有从政治革命层面上解决国民性改造问题，但是，在教育实践中，他把开发民智看得与更新民德同样重要，从而改变了20世纪初国民性改造思潮中重德轻智的倾向，在诸多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中独树一帜。他的德育思想与改造国民性直接体现在他的“南开”教育实践中，并成功地把私立南开大学办成了国内外著名的大学，被誉为“中国近代民办教育的一面旗帜，代表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一个方向”。[3]。 一、张伯苓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提出 近代以来，物质层面现代化的不断失败和政治制度层面改革的失败，迫使中国的有识之士转换认识国情的视角，从国民本身的弱点来思考中国现代化失败的原因所在，他们终于认识到，单纯的科技和制度的引进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首先培植适合的“土壤”。只有培养具备文明健康心态和近代资本主义素质的国民群体，中国才有可能顺利推进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张伯苓早年作为清末北洋海军的一名士兵，直接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这使他深感“海军救不了中国”[4]。他曾痛苦地回忆：“其时苓适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在通济轮上服务，亲身参与其事。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戟！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5]243他认识到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地国民。欲培养健全地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5]47。“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5]74经历了从“武力救国”幻想的破灭，到“教育救国”的思想嬗变后，张伯苓愤然脱离海军，回到天津从事教育改造人进而救国的事业。 张伯苓的“教育救国”思想，从深层次上说，就是要通过教育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基于“救国必改造中国，改造中国则先改造人”的教育理念，张伯苓在教育实践中非常自觉地把“教育救国”与“改造国民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对当时的国情洞察入微，尤其对民国初年的各种腐败现象、国人麻木不仁和一盘散沙的状况，深感痛心。面对一般民众的消极现状，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的途径，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大声疾呼：“夫中国当此千钧一发之秋，所恃者果何？在恃教育青年耳”[5]32；“欲与他国争衡，最紧要之方法，亦惟归诸教育”。[5]1同时，他意识到，振兴中华的希望绝不能寄托于军阀和官僚，“将来中国之希望，纯在人才之多寡”[5]110；“今吾中华民族所最缺乏者，能引领全族出此迷津之领袖。南开大学即造此领袖之所望。”[5]98显然，一种沉痛厚重的民族忧患意识已经深刻地印入到他的教育理想之中，他已经把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化成不断开创教育新局面的巨大动力。 基于教育救国改造国民的目的，张伯苓一开始就认识到教育是改造、培养新人的基本途径和手段。在他的教育理念和因此产生的所有办学经历中，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实际上，他是试图解决中国一个重要的时代性主题之一，就是“如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问题，即采取那些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来改造中国人在精神上、身体上乃至思维方式上的种种传统陋习，使之能够适应世界潮流的变化，和世界进步文明有机地融合起来，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 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德能并重，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 张伯苓改造国民性的理念集中体现在他为南开大学制定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中，这个校训凝聚了他关于改造国民性的价值取向。他认为新的人既要有公德，又要有能力，德才兼备，与时俱进，每日每月都有新的变化。按照张伯苓的本意，他要“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6]“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5]247 张伯苓把现代人才应具备的素质归纳为“公”、“能”二字，倡导“公”“能”教育，并把它作为南开校训，就是强调南开教育的宗旨既要培养学生“公而忘私”、“爱国爱群”的道德观念，又要训练学生“文武双全”、“智勇兼备”、为国效力的能力。张伯苓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字，所以，南开教育最为注重学生道德品质、公德意识的养成。他倡导的“允公”是“高瞻远瞩”的大公，不是自私的本位主义的“小公”；他倡导的“允能”包括丰富的内涵，智能、体能、技能、才能、现代化理论和实际工作能力。他倡导“日新月异”，就是“每个人不但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还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7]。 “允公允能”是张伯苓践行改造国民性教育思想体系中的精髓。其中，他首先重视的就是“公”的教育。这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来讲，切中了要害。张伯苓指出中国人最大的毛病是一个“私”字，“此为中华民族之最大病根。国人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见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只有个人，不知团体。流弊所及，遂至民族思想缺乏，国家观念薄弱，良可慨也”[5]247。所以，他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字。“公”的涵义就是“为公众，摒除自私自利”。他强调通过培养“爱国心”、“自觉心”及“合作”、“诚信”“公平”、“负责任”、“有毅力”、“专注”等精神气质，使封建的“臣民”演变成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张伯苓之所以在教育中强调“为公”为先，是因为他认为在当时国人的五种弊病中“私”最为可怕，“私是五大魔之首”，因为“私能破坏一切，它能使你忘了民族，忘了国家；它能使你灭掉良心，抛弃人格；它能使你甘心为恶而可以悍然不顾一切；它能使你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团体”。“‘自私’实在是中国民族一种最大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若是不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人非当亡国奴不可！”1927年，他曾反思道：“我以前终以为中国之积弱只是在我们个人没有能力，所以一切不能与外人并驾齐驱……迨之近来，经多方之观察，觉中国至深之病，实不在个人之没有能力，而在个人之缺乏合作精神。”[9]所以他认为当务之急，便是使人民团结起来，相互合作，有组织能力和负责任的态度。他说：“南开精神不可变，一致为公，始终不渝。余敢断言，将来做事能以南开精神成功者，即‘为公’二字。”[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