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思想界的一个经常性的问题是：在全球惟一超级强国美国之外，可能的新兴强国中哪一个将最先成为世界强国？毋庸讳言，主要归因于中国作为洲际大国的规模条件和改革开放，中国被相当广泛地认为是21世纪新的世界强国的头号候选者，至少现在和可以明确预见的未来是如此。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在文化和文明方面颇有影响力、政治上成熟、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上升的地区核心国家，印度因其一以贯之的大国抱负及曾经有过的不结盟运动领导者的经历，使人们不再质疑印度的世纪性崛起。
具体到中印关系上，对印度来说，最具根本性的战略关切显然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而且关键不仅仅是有些学者或政界人士担忧中印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大国竞争态势，还因为国务家们和国际政治理论界有意识无意识地认为，世界头等强国地位是一项极其稀有的宝贵财富，历史上往往只有少数一两个国家能抓住机遇乘势占据这种地位，进而引领甚至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和方向。而那些在竞争中不幸落败的国家，往往会招致更大的体系压力甚或有挫败感，并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丧失这种机遇，从而不得不继续屈居于二流国家地位甚或更惨。正是这种理论假设，使得世界强国竞争具有无情的非此即彼的特性，并多少得到了历史的佐证。基于上述假设不难看出，就中印两国而言，根本的战略关切在于对世界大国地位的追求，以及与这种大国地位追求相伴随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实力较量与战略警觉。为此，本文并不细究中印关系的发展演进脉络和其间的重大外交事态，而是主要侧重于从印度方面来考察21世纪的中印关系，重点阐释在印度的世纪性战略追求中中国因素的重要地位，以及在致力于中印之间的“稳定的平衡”过程中，印度的主流中国形象及其相应的政策主张，进而指出印度的现实主义对华政策与其大众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强调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新的战略自信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印度对华政策新的逻辑起点，而正是这一根本变化，决定着新世纪里中印两国将能够为克服相互关系中的种种困难寻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使和平与合作成为中印关系的主流。
一、新世纪印度的根本战略追求及其中国因素
显然，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始终未失大国抱负。无论是独立前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发出的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的豪言壮语，①还是充满民族主义激情的印度人民党领袖鼓吹要成为21世纪的“超级大国”，抑或是现政府大力宣扬的“印度世纪”，无不揭示了印度的世纪梦想：力争成为世界强国的头号候选国。应当承认，独立后的印度尽管满怀大国理想，并力图在国际政治斗争中按照大国的方式行事，但印度始终没能得到其他大国对其大国地位的认可。可以说，在冷战背景下，印度的对华政策根本上讲是基于地缘政治考量，也就是安全追求。尼赫鲁曾指出：“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第一次面对面地隔着一条长长的边界，而且是一个尚在争论中的边界。如果我们是朋友，即使是那样，我们还是有一个存在争论的、危险的边界；如果我们不是朋友，那就更糟了。”1959年12月9日，尼赫鲁在议会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表示了对“中国威胁”的强烈担心：“即使我们百分之百地同他们友好，事情仍然是这样：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我们的边境上，这种情况本身改变了整个局势。”②所以不难看出，冷战时期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边界安全问题始终是中印关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尽管在这一问题上双方不断取得渐进式的进展。
当然，与边界安全问题紧密关联但却更加影响深远的是，印度出于长远的战略考虑，不接受在与中国的实力对比中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在论及中印关系时，印度著名国务家迪克西特曾告诫说：“我们必须记住，最大的现实是中印之间的不对称。相对于印度来说，中国更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使印度警觉到，中印关系完全不是基于相互尊重。(对华关系的)目的应是营造一种稳定的氛围，以改变上述不平衡，以及减轻中国政策中的这部分内容，这就是印度政策和战略的关注点。”③印度著名防务问题分析家苏布拉马尼亚姆也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你(印度)拥有能够威慑中国的核武器和导弹，并且能够加强经济实力和扩大同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这就是同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抗衡的一个途径。”④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成了印度大国地位的参照底线，因为中印两国实在太相像了。但是，与中国频繁地被提及相比，“印度战略家对人们还没有足够重视印度感到既气愤又窘迫”⑤。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也曾抱怨说：“每一个印度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他乡，始终相信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世界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⑥
在对其他大国感到不满的同时，印度很自然地也对中国感到些许嫉妒甚至怨恨。苏布拉马尼亚姆就指出：“如果历史是未来的指针，那么便可以认为竞争源于它们致力于恢复它们各自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在欧洲国家到来之前这种地位和影响力在亚洲是压倒性的)的强烈愿望，以及中国决心(多数原因是印度自己造成的)拒不承认印度应拥有与其规模、人口、军事实力、经济潜力和文明成就相一致的世界地位。”⑦所以，与中国进行不言自明的实力竞赛，从而确保中印之间的力量均势，便成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一种面向未来的历史使命。其中，在印度看来，1998年的核试验至少是改变了与中国之间的力量不对称，恢复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特别是因苏联从亚洲抽身而导致的有利于中国的亚洲力量对比局面得到了修正。所以，印度相信，在21世纪的亚太新安全秩序中，印度将能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更多的尊重，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对此，尼赫鲁大学的一位学者指出：“如果说1962年的战争是中印关系中的一个分水岭，意味着两国关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以及改变了次大陆的权势结构，那么，1998年印度的核爆炸则是第二个巨大的转折点，产生了几乎同样的效果。”⑧正因为如此，曾出任印度人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亚什万特·辛哈才会有下述自信：印度的对华政策不是基于畏惧中国的强大，也不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妒忌。⑨换言之，它基于新的势力均衡这一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