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我参加了上海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举办的以“和合共生”为主题的宗教对话与交流研讨会。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中东研究的工作者，对中东问题中的宗教性，感受自然既多且深，但怎样以中国的人文理念为指导，来构建中国的中东学和伊斯兰学的话语体系，却一直理不出个头绪来。“和合共生”的宗教对话与交流研讨会，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我国宗教人士和学者从他们所从事或研究的宗教发展历史与实践经验出发，注意结合当代中国的人文理念与核心价值观，正在尝试建立一个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交流平台；对我的启迪是，构建中国对中东研究的话语体系，理应以中国的主流人文理念为指导，应重视研究对象自身的文献资料，也应注意符合时代精神这样一些基本要素。在这里，谨想对这些粗浅的看法作些勾勒和阐述，以求能收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以中国的人文理念为指导
研究工作以怎样的人文理念为指导，关系到研究话语体系的特色，更直接涉及学科建设中的思维方法问题。人文理念实际上是人们在想事、想问题时必然有的观念、价值观和原则。人类社会在跨入新千年的门槛时，联合国于2000年9月8日通过了一个《千年首脑会议宣言》，该宣言共8个部分32条，在谈及人类社会新千年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如和平、安全与裁军，发展和消除贫困，保护我们共同的环境，人权、民主和廉政等共同任务目标前，首先确定第一部分就是“价值观与原则”①。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与原则，对世界各国制订各种政策无疑具有指导性，都应当参考，至少得做到不致违背。就从事中东区域研究而言，《千年首脑会议宣言》中的“容忍”价值观就很值得重视：“人类虽然信仰、文化和语言不同，都必须相互尊重。对于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差异，不应害怕，也不应压制，而是应视为人类的宝贵财富。应该积极地提倡各种文明之间的和平与对话文化。”这在我看来，是为世界各国研究中东问题设置了一个前提条件：尊重与理解。关于尊重，《宣言》中已经表述；而理解则显然是“不害怕、不压制”的知识性基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东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也是美国对全球战略的重点，因为相继发生的“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以黎战争，都与中东、与伊斯兰教有关。在美国占有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并握有西方舆论话语主导权的情况下，不仅中东一些国家被贴上了“无赖”、“邪恶”的标签，而且伊斯兰教也被直接或间接地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甚至与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广大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群众更成了美国推出的“大中东倡议”欲加以改造的对象。这里，有下列两个现象值得关注：
1.伊拉克战争四年多来，美国政府当年开战的理由：“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与基地组织有联系”，均已查明缺乏事实根据，美国国内舆论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率遂不断大幅下降，连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都在自己的回忆录《动荡时代：新世界中的冒险》里明确指出：“令我感到悲哀的是，发动伊拉克战争主要是为了石油。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政府)在政治上又不便承认。”②因此，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布什政府在“九一一”事件后高奏的“反恐战争”变调的转折点，是用来遮掩美国实现国家利益和对全球事务主导权的借口。但往前一点看，美国对伊拉克开战时，为什么能在美国国内受到两党和舆论几乎一致的支持，为什么国际上竟还有那么多国家愿意配合，为这场缺失公理和道义的战争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
2.美国社会舆论对伊斯兰中东，特别是被美国政府列为对立面的国家政府和组织的基本看法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尽管为数不少的新保守主义强硬分子已陆续离开白宫，但这并不表示美国政府便将彻底舍弃“单边黩武”的政策选项，一俟决策部门宣称伊朗、真主党、哈马斯等触犯了美国利益的底线或核心价值观，美欧舆论也未必就会不与它保持一致。
实际上，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与长期以来美欧西方国家已形成传统的有关伊斯兰的东方学话语体系分不开的。
著名的东方学家爱德华·W·萨义德在他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专著中曾作过精辟分析。他认为，他所关注的伊斯兰东方，对生活在电子时代的西方公民来说，已“变得越近，现在它已不再是一个神话，而是一个被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利益弄得支离破碎的地方”，“这一电子的、后现代的社会的一个特征是，东方化形象的类型化趋势不断增强。电视、电台和所有媒体资源都将信息塞进越来越标准化的模式之中。就东方而言，标准化和文化类型化加剧了19世纪学术研究和公众想象中‘妖魔化’东方的倾向”。他指出，“有三个因素导致人们将阿拉伯和伊斯兰哪怕最简单的问题高度政治化，把一潭清水搅得浑浊不堪：第一，西方流行的反阿拉伯和反伊斯兰的偏见，这直接反映在东方学研究的历史之中；第二，阿拉伯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及其对美国犹太人与西方人文主义文化，以及公众的影响；第三，由于不存在任何文化特定的立场，人们既可以认同的姿态，又可以无动于衷地谈论阿拉伯或伊斯兰。”③归纳起来，似可看到这样一种产生中东政策的场境：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受到利益的驱动，一面炮制有关政策，一面让它们所有的媒体资源都把阿拉伯、伊斯兰对象塞入已越来越标准化的妖魔化模式，鼓动原已充斥着反阿拉伯和反伊斯兰偏见的社会舆论，使之在不是采取认同就是无动于衷的观众中得以通过。这种政策制作环境的形成，萨义德认为是源于欧美东方学研究的历史。再细究一下，也许应归结为它们用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权力话语体系，因为它用以表达、显现、交流和描述的手段，总是围绕着创造西方的利益，传达出来的是控制、操纵，甚至是吞并的愿望和意图。④这种话语体系是一种定式、一种传统，也是当今美国政治和学术文化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客观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要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话语体系实在很难想象，因为对它们谋求的全球利益而言，这套话语体系是再得心应手、相得益彰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