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孩子社会看孩子

——“人性善”养成的社会意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沙莲香 中国人民大学

原文出处:
当代青年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表达两个想法,一个想法是,吾辈大人对于晚辈中以15-25岁为基础年龄段的两代人,要给予理解,还“自由”与“信任”于他们的“天性”,这样反而有利于他们成熟,由此,我使用“孩子社会”概念,以示他们应当有自己的社会空间,而“人性善”是孩子养成教育的基础并伴随他们的每一步成长;另一个想法是,吾辈大人社会以前对“人性善”命题有认知盲点,本文花费些微笔墨为“人本善”论证,表明“不忍人”之心和“不忍心”之政是孟子留下的文化资源,当代代传承。时值“汶川地震”,我们体证了“人性善”。①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08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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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使用这个题目是希望把对青少年研究的思路稍做改换:首先不是把青少年当作研究对象“树立”在大人的对面,而是把他们视为一个“社会”——孩子社会,他同大人社会一样有自己的生命历程,大人社会首先应当看孩子社会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注重他们生命历程中“人性”这个人生基础的奠定与积沉。沿着这种思路,又希望通过以下两个部分表达我的些微看法:一部分是关切孩子“人性善”的人生奠定与惯习积沉,另一部分是大人社会给予孩子们以“善性”的风气:相互宽厚和“天命”敬畏。以下三个问题是有关联的,本文着重讲前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较长时间里存在着认知盲点。

      引子:两个“社会”两面镜子

      这里使用了“孩子社会”和“大人社会”两个概念,同“青少年”和“成年”两个概念大致相符;在本文的议题与讨论中,“孩子社会”是以15-25岁为基础年限的年龄段,相当于高中生和大学生为基础的年龄段。在这个基础年龄段,15-20岁大致是人们称为“90后”的部分人群,20-25岁大致是人们称为“80后”的部分人群,以他们为基础年龄段是想表示它的可延伸性,是个不甚决然的限定:15-20岁大致是人们称为“90后”的部分人群,它可以由15岁延伸到他们以下的中学生12岁“90后”,20-25岁大致是人们称为“80后”的部分人群,可以由25岁延伸到他们以上的30岁青年群,而后者的延伸涵盖了“80后”和1978年代即改革初期出生的“70后”,这样一来,大约在以“80后”为主要年龄段、跨越“三代”的大人群,相互之间有直接的连续和心态上的默契,有较多的共鸣,容易一呼百应;但是,他们内部又相互区别,高中生与大学生之间有明显的不同,这个不同在行为上主要表现为大学生从生活到学习以及课余活动具有“独立性”,不再在父母身边左右不离,而有了新的交往和身份;正是大学生的这个“独立性”和“身份”对于中学生才有着吸引力,相互之间也才有可能形成一种共有共识共鸣而又区别于成人的生存世界;但我使用了“孩子社会”这个概念,以便与“大人社会”相对应。

      使用“孩子社会”这个概念的用意在于凸显15-25岁及其可延伸的80后、70后和90后的部分年龄段的人群是个“社会”,和大人社会有着大致相当的结构化生活与结构化心态,同时,却比大人社会有更多的突发奇想和胆大妄为,从而有更多的变幻和神秘。在他们那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无时无刻不在同大人社会较量而标新立异,他们是“解构”甚至于“重构”这个“大人社会”的力量,这个力量似隐似现却是真实的,而在方式方法上归根结底是从大人社会“学来的”又用来“应对”大人社会的;既然他们在发生着,大人社会就要明白在他们那里发生了什么?就要“站在他们中间解读他们”;既然在他们那里所发生的归根结底是从大人社会“学来的”又用来“应对”大人社会,大人社会就负有责任:为他们着想给他们以信任,力将他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使之自由并成熟起来。

      一、关于“人性善”

      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这里仅就以下两点谈点与主题相关的看法,一是对于“人性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不太直面认同;二是“人性善”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人性”的价值规定,是一种应当认真对待的文化资源。

      “人性善”由孟子首先向人世间发出的“人性”命题。长期以来在“唯物——唯心”思想路线原则下,把它归纳在“唯心主义”路线之内;只有在对这个路线有明确“路线”态度,才能进一步去吸取其“合理因素”。现在,不一定还是这样,但这却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具体方法,而是一种贯穿各种领域的社会性全民性的“对立”思维、“排斥”思维,某种意义上说,这已是“深入”思考的“模式”,不那么容易“摆脱”或“超脱”。

      应该说,“人性善”在孟子那里,并不存在“唯物——唯心”的问题,将其归之为“唯心论”,是一种“预设性”安排。

      孟子“人性善”即“不忍人”之心的情境假设是“一种“唯物——唯心”思维格式,但是,作为一种思维格式的“心理”效应和“刻板”效应却时隐时现,还有“指导”作用,因为这种思维格式虽然是属于思想、理论领域的“突发性事件”即“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是殃及生命的境地。在此种情境之中,“人命关天”,人自有“不忍人之心”;在这样的情境中,“不忍人之心”是出自人的“社会本能”,由此,可以说,“人性善”命题的立论基础是人之“社会本能”。“社会本能”,人人皆有,是无须理由的发自人自身的“能力”。

      孟子提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此,孟子说,“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由是,孟子提出人之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是人的本能性反应,不假思索、不带功利计较的“本能”,是此境此景下的“人自体规定”,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纯洁、质朴的高尚、本质。

      可以说,孟子不仅是最早发现和提倡本能论的先哲,而且将人类本能安顿在“性善”这个博大心愿上。在这方面,孟子“性善”论比起曾经轰动欧洲早期社会心理学界的麦独孤“社会本能论”,更有人文意义从而更加深刻。

      在人文视野里,人的社会本能与动物本能以至于动物的社会性——“群性”本能,有相似的对“求生”的内在驱动②,但是又有不同的心理层次,人的社会本能与人文精神相互通达又相互促进,使自身社会本能进入自觉的情感与理智的层面,有着对“类”的自觉自愿,促使危机行为选择趋于合理化,这就是孟子性善说以“四心”为“端”的人本决定,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自身规定;也是“5·12汶川地震”这场突然降临的人类灾难中所有“在场”与“不在场”的人们何以出现大规模人道救助的“人性”基础,不分性别和年龄、不分民族和国度、不分语言和信仰、不分东西南北哪里的人,都在“人命”牵动下的“人道”平台上支援“汶川”,鼓励“汶川”。“人性”问题——生死攸关时刻的“不忍人之心”、“人性善”,是人文精神得以相互沟通和流传广布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所谓人文精神以至于人类文明精神则是无底数的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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