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出生的青年农民工构成了打工潮中的新一代。他们大多受过初中水平教育,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辍学外出打工的。为什么大量农村初中水平青年选择流向城市,而非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呢? 要解释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动因和特点,有必要从微观主体选择的角度来考察。任何影响城乡实际收入的经济、社会环境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口流动过程。在中国当前环境下,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不仅仅是与流动直接相关的户籍制度等因素,城乡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的差别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本文以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分析农村劳动力迁移流动的预期成本和收益。 一、文献述评 Schultz(1962)在《人力资本投资》中提出:人力资本是指人力资源的质的方面,即技能、知识和能影响个人从事生产性工作的能力的其他特征。教育支出、健康支出和为获得更好工作机会而进行的内部迁移都属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范畴。Schultz还用这一理论对“年轻人比年纪大的工人更愿意迁移”这一现象做出了合理的经济解释。但是,由于人力资本衡量的困难,Schultz本人和之后的有关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更多地分析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被更多地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只有很少的研究将迁移流动行为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进行分析。最著名的是斯加斯塔(Sjaastad,1962)将迁移置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框架下,认为迁移是一种能提高人力资源的生产力的投资,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得到收益,同时迁移也需要资源,即需要付出成本。他给出了迁移的货币和非货币、个人和社会的成本和收益的概念。斯加斯塔提出的迁移成本一收益的概念为有关迁移行为的微观分析和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赵耀辉(Zhao,1999b)曾用迁移的成本来解释农村高中水平劳动力倾向于选择农村非农工作而不是迁移这一现象,她重点强调了政府管理带来的成本和心理成本,认为高中水平人口不流向城市是政策性阻碍因素带来的高迁移成本造成的。 迁移的成本-收益分析的难点是如何辨别和测量迁移的成本和收益,好处是可以将迁移与其他投资方式(如教育)进行比较。本文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讨论完整意义上的机会成本,即迁移者若不迁移,从事其他工作能期望得到的最大的全部净收入流,与考虑完整意义上的机会成本一致,本文考虑的迁移收益包括迁移后的全部期望收入流。为了引入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本文使用迁移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的概念。 二、数据分析:中国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基本特征 本文的数据来自于复旦大学“985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数据库项目”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数据,有效样本包含了分布在22个省49个村的971户家庭,3076个劳动年龄人口信息的横截面数据。根据职业类别,将农民主要区分为在家务农、在家从事非农产业和外出打工从事非农产业三类,我们定义在家务农和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为未迁移者,外出打工从事非农产业者为迁移者。表1对他们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描述。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外出打工者(迁移者)平均年龄低于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更低于在家务农者,其中男性所占比例与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相近,但远高于在家务农者。外出打工人口中已婚者的比例比未迁移人口中已婚者比例低20多个百分点。从平均受教育水平来看,迁移者与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相近,但大大高于在当地务农者。从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口分布来看,80%的外出打工者具有初中或以下学历,而只有6%是高中生。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中8%是高中生。由以上特征可以看到,外出打工者(迁移者)大多是年轻未婚男性,具备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佳条件,他们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为进城打工提供了基础。外出打工者和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如大多为男性、受教育水平较高。但我们同时发现,外出打工者与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和务农者的年龄分布差别很大,改革开放后出生(16-26岁)的年轻农村劳动力在外出打工者中所占比例为41.53%,而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中仅为18.42%,在家务农者中比例最低,仅有9.81%。 在我们2004年的数据中,16-26岁的农村青年劳动力是改革开放(1978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我们进一步观察他们的受教育情况(见表2),发现他们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达到9.11年,远高于总样本中7.66年的教育水平,说明农村青年劳动力的教育状况得到了大大改善。但是,在家务农者的受教育水平低于平均水平,为8.35年,初中及以下水平者占93%,高中生比例很少。青年农民工是自80年代末开始的打工潮中的新一代,占到了外出打工者的41.53%。他们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为9.27年,即平均达到了初中教育水平。与表1全部外出打工者比较,16-26岁外出打工者中文盲和小学水平人口所占比例下降了17个百分点,初中水平人口所占比例提高了13个百分点。同时我们发现,青年外出打工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略低于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虽然初中生比例比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57%)高8个百分点,但高中生比例只有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中高中生比例的一半(10%)。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的年轻人中有32%受过高中或高中以上教育,这一比例远高于表1全部在当地从事非农劳动者,也高于青年外出打工者。说明在当地从事非农业的人口中,高中及以上人口较多,比外出打工者受教育水平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