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2020年，我国正处于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经济起飞关键期。社会学家李培林根据世界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指出，在这个特殊的阶段，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急剧变化、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的挑战，曾经给不同的国家带来完全不同的发展结果。有的国家经济迅速腾飞，也有的国家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与衰退[1]。针对特殊历史时期社会稳定与发展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问题，针对我国由“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平衡的总体小康”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全面小康社会过渡的客观要求，党和政府适时提出了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本之策。拥有7000多万共青团员、团结着36000万青年、带领着14000万少先队员、历来“高举旗帜跟党走”的共青团组织，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创造新的业绩，已经成为全团上下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和谐社会视野下准确定位共青团组织的职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共青团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 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和提升实际工作成效的战略高度，共青团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将成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主旋律当中昂扬向上的青春乐章和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1.共青团组织集结了我国社会的优质人力资源 作为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特殊的年龄要求使共青团组织集结了占全国总人口38.5％的青少年。根据国家教育部2006年教育事业发展公报的数据，在共青团的工作对象中，包括2500万在校大学生，110.47万在读研究生，2514.5万高中阶段在校生，5957.95万初中生，10711.53万小学生，以及已经分布在各行各业的年龄35岁以下的青年。就整体教育水平、综合科技素养而言，当代青少年不仅远远高出了自己的父辈，也超过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任何一代人。他们不仅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历史进程中最宝贵的优质人力资源，也是影响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有生力量。 2.共青团组织拥有良好的社会动员能力 诞生于大革命风暴中的共青团组织，从自己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身上最早学到的“看家本领”就是宣传、组织、动员青年。85年风雨共青路，无论是血与火的战争年代，新中国艰苦卓绝的创业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共青团良好的社会动员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共青团根据党的要求动员组织爱国青年，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不朽功勋；建国初期，动员青年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民主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的斗争、抗美援朝战争，组织青年开展“争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立功”等活动，共青团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青年劳动能手、技术革新能手和青年突击队；六十年代的学雷锋活动，七十年代后期拨乱反正过程中开展的“新长征突击手、突击队”活动；八十年代“争做四有新人”活动和“希望工程”，九十年代以来的“青年志愿者行动”、“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服务万村行动”、“保护母亲河行动”、“大学生西部志愿行动”等，都为动员青年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动员作用。 3.共青团组织具有人才培养的比较优势 共青团是带领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这所学校的任务不是教青少年读、写、听、说的本领和谋生的一技之长，而是要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层面上引导青少年，使之学会按照自然的规律认识和改造自然、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学会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和改造社会，寻求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学会按照生命本身的客观规律认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为社会进步奉献一己之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生命本身的价值。共青团作为“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自己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许多优秀团员青年在共青团的活动中脱颖而出，被推荐加入党组织；许多优秀共青团干部在团的岗位经受了全面的锻炼和考验，被推荐进入各级领导管理岗位，共青团作为人力资源“蓄水池”和“人才库”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共青团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努力对于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同样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4.共青团是建设“四位一体”和谐社会的生力军和突击队 党的十七大为中华民族描绘了2020年以前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2] 协调发展的全面小康的宏伟蓝图。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弘扬用青春创业的时代精神，为人均GDP翻两番的经济发展目标建功立业；引导广大团员青年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升整整一代人政治和社会参与能力，培育高素质的新公民；引领广大团员青年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良好的思想道德观念，提高基础文明水平，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生力军；组织广大团员青年深入开展志愿行动，为建设生态文明、增进人民福利、提高社会服务与保障水平贡献力量，共青团有着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并将继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 二、共青团职能定位尚未解决的问题 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政治职能，党和政府、社会各界、全团上下早已形成共识。共青团在发挥自己的政治职能方面取得成效也已经有目共睹。但是，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社会组织的分工越来越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边界越来越清晰、职责日益程式化、固定化的当代社会，共青团组织还需要有与自身的政治定位相吻合的社会角色。与早已明确的政治职能定位不同，共青团组织在社会职能定位、群团职能定位方面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1.共青团协助政府管理青少年事务缺少行政赋权 迄今为止，共青团协助政府管理青少年事务的职能，多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共青团工作的重要讲话和团内文件中。在现行法律法规和政府重要文件中，很少涉及共青团组织的职能。事实上，在事关青少年生存与发展的几乎所有问题上，共青团都没有被赋予“专门责任”，除了团组织自身建设以外，团的工作也很少有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硬指标”。由此便产生了一个非常尴尬的现象：作为执政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青年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却很难找到自己不可替代的位置。许多时候，共青团工作是凭团干部的政治敏感、社会责任感“主动寻求责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共青团组织没有力量、共青团干部没有能力分担与青年有关的社会发展“硬指标”，而是在“行政赋权”环节上出了问题。除了上海某些城区通过建立与团区委合署办公的“青少年事务管理局”，完成了行政赋权的环节，共青团组织开始分担政府管理青少年事务的职能以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没有为共青团这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应当分担哪些青少年事务进行赋权，因而也无法评价其工作水平——共青团工作就整体而言，与政府的社会发展规划还没有建立一种正常的连接。由此引发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在所有涉及青少年的问题上，共青团都有一份义不容辞的“弹性责任”，但当解决问题涉及到人、财、物或需要动用行政手段的时候，共青团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八方“求援”。本来，管理青少年事务是一项重要的政府职能，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但在实际工作中，为青少年事业出钱出力却常常被理解为是“对共青团工作的支持”，听起来莫名其妙，事实上本末倒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