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设计 1、研究变量 因变量：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本研究将青年农民工界定为年龄在16-35岁之间的没有城市户口，而在城市就业和工作的，以农村户籍为标示的农村进城务工经商人员。青年农民工的阶层认同包括两个方面：社会等级及户籍身份认同。本研究只考察青年农民工的社会等级认同，具体通过青年农民工对收入分层、消费分层、社会等级三个方面的自我评价来测量。显然，这是一个定序变量。 中间变量：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国际劳工组织(ILO)最早提倡“就业质量”，但它是以“核心劳工标准”(或称“工人的基本权利”)形式出现的(程蹊、尹宁波，2003)。本研究主要采用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两个变量来衡量就业质量，其中职业声望为定序变量，收入水平为定距变量。 自变量：青年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因素与社会制度因素。本研究的自变量有两类：一类是青年农民工的自身因素，主要以人力资本因素来表示；另一类是对青年农民工具有外在强制性的社会因素，主要以社会制度因素来表示。 2、资料来源与样本状况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的调查，此次调查以长沙市的16—35岁的青年农民工为对象，所有样本均系随机抽样所得。抽样步骤如下：先按随机抽样原则在长沙市区抽取5个区，取芙蓉区、雨花区、岳麓区、开福区、星沙区5个市区；再按分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在每个区内各抽取5条街道，最后对所抽取的25条街道的所有青年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20份，收回有效问卷301份，问卷有效率为94％。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 3、研究方法 对于问卷所获得的资料，本研究采用SPSS12.0统计软件包进行处理，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逻辑回归模型予以分析。 表1 调查样本的基本状况 样本情况 类别 有效频数 百分比 16—2063 20.9 21—25 104 34.6 年龄 26—3065 21.6 31—3569 22.9 性别 男 187 62.1 女 114 37.9 半年以下 23 7.6 半年到1年 111 36.9 外出年限 1-3年77 25.6 3-5年46 15.3 5年以上 46 14.6 小学及其以下 20 6.6 受教育程度 初中123 40.9 高中或中专 126 41.9 大专及以上 32 10.6 长沙周围4市县 142 47.2 来源地 本省外市县 125 41.5 外省 34 11.3 二、结果分析 (一)青年农民工就业状况 1、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地位 调查显示，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地位主要为商业服务业服务人员、个体经营者、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分别占总体样本的31.6％、24.3％、12.6％和11.0％(见表2)。可见，青年农民工所从事的主要是体力型、低技能、高替代性的工作，其职业地位比较低。 表2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地位 职业地位 频数百分比 建筑工人 38 12.6 商业服务业服务人员 95！31.6 工厂工人 33 11.0 公司职员 22 7.3 个体经营者 73 24.3 机关、企事业单位临时工 9 3.0 饭店、商店、美容店等店主9 3.0 包工头(企业老板)1 0.3 其它 21 7.0 合计301 100％ 2、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地位获得方式 调查数据显示：37.5％的青年农民工是通过自寻的方式获得职业地位的，有51.8％的青年农民工是通过亲友介绍获得职业地位的。外出务工的青年农民工中，只有2.7％接受过劳务市场和职业中介所的就业服务，1.0％通过乡村政府单位组织输出(见表3)。可见，在职业地位的获得方式上，青年农民工所依靠的途径是极其狭窄而原始的，主要凭借传统社会的那种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强关系”。此外，青年农民工利用现代通讯工具获取就业信息的比例非常低，仅占总体样本的1.0％。这充分反映了青年农民工先进通讯工具的匮乏，如对电脑网络等接触极少，这严重制约其获取就业信息资源的机会，导致青年农民工所获信息的片面性和延迟性。在社会信息化发展过程中，青年农民工已经沦为信息的贫乏者。“信息贫乏者是信息社会的最大弱者，他们由于缺乏获取信息的手段，根本无法及时获得必要的生产性信息和生活性信息。”(谢俊贵，2004) 表3青年农民工的职业地位获得方式 职业获得方式频数 百分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