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16.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07)04-0057-05 西方有“漫长的60年代”之说，“漫长”不仅是因为它在时间上超越了十年，更主要在于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各地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给战后世界历史带来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昭示着一个社会变迁和文化变革的时代的来临。那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时代，激情与动荡并存，也是一个由青年人扮演主要社会角色的特殊时期。随着联邦德国当代史研究对这一变革时期研究的不断深入，1968年和与之相关联的学生运动开始成为研究的焦点。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集中体现了60年代青年文化的政治化倾向。青年文化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帕森(Talcott Parsons)提出，是指青年在生理、心理、社会等条件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特有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外在表现。①青年文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青年文化政治化的背景 随着“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运行，经历了50年代末的“经济奇迹”后，60年代联邦德国经济重新崛起。尽管经济危机仍时有发生，比如1966/67年的经济衰退，但这改变不了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的趋势。在“黄金年代”里，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已超越个体生存所需，第一次实现了完全就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实际工资取得如此快的增长。大众传媒的兴起提供了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信息的途径，同时年轻人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可供自由支配的金钱和空闲时间，青年文化的发展具备了相应的物质前提。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美国政治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就积极关注西方社会价值观的转向。他在《宁静的革命》一书中提出稀缺性假设和社会化假设，认为只要存在物质资源的缺失，这些需求的满足就会占据支配地位。这一特征在二战后的联邦德国表现颇为突出，并在各种不同的消费浪潮中得以印证。英格尔哈特设想每个人的价值取向都深受其青少年时期的影响：年长一代由于其所经历的物质缺失状态，倾向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而在二战后出生的年青一代则视物质繁荣为理所当然，尤为注重更高一层需求的满足，比如政治参与、自我实现等。② 60年代的联邦德国年轻人生活于一个经济繁荣、物质安康的时代，与父辈相比，他们的基本认知取向由重视“物质主义价值(生理、安全)到转而重视后物质主义价值(审美、知识)”。③这些后物质主义者更看重生活质量的非经济层面，而非经济增长本身。 1976年，彼得·科米西亚克(Peter Kmieciak)博士受联邦政府之托，就联邦德国社会的价值观变迁进行全面的第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价值观变迁主要是由青年一代推动的”，产生于青年群体的亚文化“对其他民众群体的意识层面仍有较大的影响力”。④ 相对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民主化进程而言，联邦德国的社会文化变革却明显滞后。传统的基督教伦理依然根深蒂固，尤其是50年代非纳粹运动进行得并不彻底，整个社会也没有对纳粹历史进行很好的反思。“长袍下散发出千年霉味儿”，这句当年学生运动中广为流传的标语很好地表达出了学生的心声。 从60年代起，联邦德国以“机遇平等”和“教育作为公民权”为口号，开始推行扩张性教育政策。扩张不仅体现在学生数量的增多，也体现在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得以接受高等教育，60年代期间大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多，在19至25岁年龄段的公民中，他们的比例从1965年的6.6％升至1970年的9.5％。⑤青年学生尚未被社会的主流文化所同化，求学阶段为他们提供了独立思考的时间和氛围，借助于教育机构的扩张，青年学生开始成为颇有影响力的社会群体。 青年，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学生，是推动社会变迁的先锋。为了追求政治和文化的自由化，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学生在60年代掀起了政治抗议和反主流文化的浪潮，其政治化倾向在60年代表现极为突出。1968年的一项调查表明，5％的民众表示对政治非常感兴趣，这一比例在非大学生的青年群体中为8％，在大学生群体中则高达23％。至少有17％的年轻人表示对政治较感兴趣(大学生33％，民众9％)。⑥在关注政治的同时，年青一代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也逐渐转变。与其父辈不同，年青一代关注的不是是否要实现民主，而是如何实现民主。他们将民主政治视为生活的一部分，重视个人生活，也注重参与，要求在广泛的领域中实现民主化。 青年文化政治化的表现 法兰克福派学者特奥多尔·阿道尔诺(Theodor Adorno)认为，必须切断德国社会父辈和子辈之间价值观念的历史传承，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纳粹暴行的重演。第三帝国时期之所以出现大量国民盲目追随希特勒的现象，究其根源，在于德国社会家庭内部家长制作风的盛行，从而铸成缺乏主见、服从权威的国民性格。基于这一信念，他认为子辈必须脱离父辈的掌控，这样才能松动联邦德国社会的代际传承。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