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变迁与中国青年学生政治参与模式的演变

作 者:
高旺 

作者简介:
高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原文出处:
中国青年研究

内容提要:

青年学生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变迁具有很深的影响。19世纪末以来,中国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可大体划分为四种模式、四个阶段。由于存在着多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社会转型期将充满着不稳定的风险。政府通过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加强对青年学生的公民教育,有助于降低社会转型期的政治风险。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08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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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公民影响政治权威而实现某种目标的行为模式,政治参与模式是指构成政治参与的诱因、目标及实现方式等要素在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行为类型。国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深刻影响着政治参与模式的类型。政治理论家们所关注的“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属性——参与的形式和参与的范围”[1](p282),与社会政治的环境和目标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变迁中,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扮演着极为重要的政治角色。本文根据参与主体的目标(理想信念或作为利益分配的政策和行为)及行为诱因(对政府的要求或支持)两个维度,构建了四种政治参与模式,即信念要求型参与模式、信念支持型参与模式、分配要求型参与模式和分配支持型参与模式,并以此框架分析近现代中国青年学生政治参与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影响。

      一、信念要求型参与模式:近代中国青年学生推动改革和革命的主导模式

      信念要求型政治参与模式是指公民出于对某种政治理想和政治制度目标的坚定信念,有意识地、主动地向政治体系施加压力的政治行为模式。这种参与模式的社会背景,是由于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和思想文化的繁荣,人们的政治观念发生转变,开始以新的标准评价政治制度的基础和实际作为,并以群体性行为要求政府的改革。

      近代中国社会,外受列强的欺凌,内受专制独裁统治的压迫,民族与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因而是一个高度动员性的社会。悠久的中国古代文明,赋予中国人以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优越感。然而,西学的输入及中国社会在遭遇西方文明冲击时所受到的挫折,使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的统治价值发生怀疑,帝制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专制政治失去了合法性,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成为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其具体体现就是追求民族独立和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制度。社会发展的目标与现实政治的冲突,刺激了指向政治价值和结构的要求,决定了信念—要求型参与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参与模式。

      由于政治价值的转变最先发生在知识群体中,因而充满理想色彩的青年学生成为信念-要求型参与的主体。由于新的信念与新文化的传播有关,因而这种参与模式的前提是开放的政治文化环境和思想解放运动,具体表现就是报刊、演讲、论坛等形式的言论自由和各种类型的结社。现代大学制度使得青年学生聚合在一起,便于政治信息的传播;基于信念刺激而产生的各种社团,则成为群体性民众运动(如游行、示威等)的动员性力量,因而这种参与模式带有浓厚的情绪化、非制度性色彩,参与的群体规模很大,甚至跨越社会多个阶层,具有很强的政治压力。

      中国青年学生作为社会的知识精英群体,历来就具有关注国家兴亡和社会公正的强烈责任意识。早在东汉后期,面对宦官外戚专权所带来的黑暗统治,太学生兴起了一股抨击腐败朝政和罪恶权贵的“清议”之风,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p195-197)北宋末年,金兵南侵,太学生陈东等人伏阙上书言事,抨击主和派,要求恢复主战派李纲的官职,又组织太学生要求抗击金兵,有力地推动了抗金斗争。[3](p492)古代青年学生忧国忧民的政治责任感,深刻地积淀在近现代青年学生的政治心理中,并体现为积极地政治参与行为。

      近代中国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浪潮呈波浪式推进,直接推动着近代中国改革和革命的进程。马关条约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直接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潮。在这场著名的“公车上书”中,康、梁所起草的上皇帝“万言书”,得到18省在京举人1200多人的连署,前往“都察院”递请代奏的举人和市民达数千人。[4](p255)这实际上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形式的某种再现。随后几年中,维新派不仅通过直接政治接触影响改革派中央官僚,而且通过组织学会、出版报刊、政治集会,在士人和中下级官吏中进行宣传、教育和影响活动[5](p183-185),开始采用近代新的参与形式,对促进改革氛围的形成和戊戌变法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新式青年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参与形式,与商人一道,多次发动国会请愿运动,积极推动清政府的宪政改革进程,在参与的人数、参与渠道、参与范围、参与频度和强度等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从而迫使清政府一次次加速立宪进程。[6](p145-157)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军阀专制统治的强化,中国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社会政治意识日益高涨,民众运动成为青年学生政治参与的常规形式。在著名的“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在政治参与方面更是发挥了先锋队的作用,他们是“首先觉悟的成分”。[7](p559)在要求政府拒签巴黎“和会”条约、罢免卖国贼、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中,世界各地的华人学生采取了组织社团、游行、示威、个人接触等各种形式的政治表达方式,不仅实现了全国学生的联合,而且实现了学生、工人、商人等各类民众的大联合。特别是青年妇女参政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增添了青年政治参与的新因素[8](p171、p359-361)。“五四”之后,青年的组织化倾向更为明显。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党的领导 下,中国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迈上了新的台阶。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一二一运动”、“抗暴运动”以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青年学生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五四”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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