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青年就业始终是一个非常受人关注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在现实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由于在体制转型和经济转轨的背景之下，青年的就业往往可以反映出更深层次的宏观结构变迁的一些特点。例如，城市中体制内就业和体制外就业比例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青年的初职类型转变完成的。梁玉成通过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中国渐进转型下的初职获得与职业流动规律有别于捷克、俄罗斯等国激进转型下的情况（梁玉成，2006）。中国的就业体制的结构变迁主要是通过新生劳动力的初职进入的模式转变完成的，而不是通过激烈的代内流动完成。1990年之前进入劳动力市场者初职进入体制内的比例基本稳定在90%左右，而1990年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者初职进入体制内的比例迅速下降到30%到40%左右。但是，无论是1990年之前还是1990年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部分被调查者（80%以上）都没有经历过跨劳动力部门的代内职业流动。这与捷克和俄罗斯等国激进转型下的情况完全不同。在那些国家中，不同所有制劳动力部门的转型在短短几年之间发生，身处其中的每个年龄世代的人群都不得不经历这种跨劳动力部门的代内流动。相比之下，中国的渐进转型则主要是改变了青年人进入初职时的劳动力部门比例，而对于其他年龄世代人群的冲击和改变相对较小。 与体制转型相伴随的还有经济转轨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近三十年中，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革不仅仅是体制外部门的渐进增长，而且就业类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多林格和皮奥里认为，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竞争性市场，另一种是内部劳动力市场，即“用一系列管理规定和程序来进行劳动力的定价和配置的管理单位”(Doeringer and Piore,1971)。内部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因素包括技能的专用性、在岗训练的非常规性、习俗规则的形成。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雇主和雇员都希望雇佣关系能够稳定下来，以降低自身成本，增加自身收益。故而雇佣关系的稳定性是内部劳动力市场最显著的特征。上述思想进一步深化后，就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分割劳动力市场”的观点：进入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人也就获得了晋升阶梯和流动机会，这相对而言是一种优势，因此这种劳动力市场就是一级劳动力市场；而其他人则无法获得晋升阶梯，只是在一系列低劣工作中随机变换，从而也就没有任何获取技能与提升的机会，他们所在的劳动力市场被称为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上述角度来看，处于一级劳动力市场还是次级劳动力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量。近三十年来，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在体制部门结构变化的同时，一级劳动力市场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区分也在逐渐显现。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如何影响了城市青年人的就业形态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迈入新世纪之后，这种影响又是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呢？对于上述问题还没有人用实证材料来进行过严格的研究。 在本文中，我们将利用调查数据从体制转型和经济转轨两个方面考察城市青年就业形态的变化情况。关于体制转型与青年就业形态的变化的关系已经有人进行过较为详尽的研究（梁玉成，2006），故而本文只是简要地利用数据进行一些验证；本文的重点将放在经济转轨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化与青年就业形态间的关系，因为正如前文所述，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有很详尽的实证研究。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第一期调查”，调查于2005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实施，分别在大连、上海、广州、成都、兰州、南宁6个城市中采集样本。6个城市的选择是根据研究设计者的要求进行，前3个城市位于沿海，后3个城市处于中西部。城市内部样本的选择则按照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法进行，每个城市的样本规模都是800人，总样本规模为4800人。从事后的数据质量检验来看，数据的可靠度是比较高的。 一、体制转型与青年就业形态的变化 从我们的数据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劳动者初职进入模式的变化。遵循关于体制转型研究中的传统分类，我们把国有企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党政群团机构定义为“体制内单位”；把个体户、私营企业、股份企业、农村集体企业、合资外资企业定义为“体制外单位”。梁玉成的研究中是通过不同出生组的比较来显示劳动力的体制部门转移的，而我们的数据中有关回答人初次就业的年份的信息，故而直接采用回答人初次就业年份分组比较来显示这种变化规律。在数据中，共有2297人在1976-2005年间初次就业，以5年为一段划分为6个组，它们在数据中的比例如下：
那么不同年代中的初职单位类型呈现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呢？从表2中可以看出，1976-1980年进入劳动力市场者初职为体制外的比例为5.08%，而这一比例在2001-2005年出生组中已经上升为52.10%。这一变化幅度既是巨大的，同时又是渐进的，整个变迁过程跨越了三十年。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力部门结构调整在90年代之后有一个加速过程。初职进入体制外的比例在90年代前5年间增长了近13个百分点，而在90年代后5年间增长了近20个百分点，这种增长速度比1990年前大大提高。初职在体制外就业的比例越来越高，而现阶段城市青年的初职在体制外实现就业的比例已经超过1/2。这印证了梁玉成的观点，由于中国渐进转型的特点，劳动力部门结构调整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主要是通过青年人的初职进入模式转变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