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7)04-0098-04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在论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时指出要实现：“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亦称参与政治，指“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参与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1]173。政治参与程度的高低与效能的优劣已成为现代社会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水平的尺度。正如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所言：“当公民享有一系列允许他们要求民主参与并把民主参与视为一种权利的时候，民主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2]398显然，研究转型期中国社会政治参与实现的方式、途径，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代政治参与的一般形成 一般说来，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政治参与的扩大直接源于社会经济市场化的发展。对于二者的这种联系，塞缪尔·P·亨廷顿等人从广义上大致归纳了这样几点： 其一，在一个社会内部，政治参与的水平会随着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异。市场经济发展会使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和获得较高的地位，进而拥有较高的政治作用和能力感，因此，更容易成为政治的积极参与者。 其二，社会经济发展还导致了社会冲突的激化，这些冲突必须在政治上寻找解决的途径，从而导致政治参与的扩大。 其三，市场经济发展导致各种组织和协会成倍增加以及为数众多的人参加这些团体，社会集团往往通过有组织的集体活动来争取和保护自身的社会利益，从而促进政治参与。 其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并促成政府扩大其职能。这样，政府行为对社会内部各集团的影响越大，这些集团就越会积极地去影响政府的决策。 其五，社会经济现代化所包含的平等权利和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使政治参与合法化，也为政治参与创造了条件。 然而，尽管存在着国家政治参与的形式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普遍趋势，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还是有限度的，并不必然表现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社会所存在的政治参与的很多差异并不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相一致，社会内部各个地区之间的政治参与比例的差异，也不一定与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差异相一致[3]189-205。 社会经济现代化还促进了政治参与基础的变化。亨廷顿和纳尔逊合著的《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开篇便告诉人们：政治参与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在传统社会，政府和政治通常只与少数精英有关。……在所有现代工业国家……都普遍确认和强调积极的公民权原则[4]。因此，政治参与和民主紧密相连。虽然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更多地强调代表制，即人民选举代表管理国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参与就只能成为某些人的特权，也不意味着政治参与只有选举代表这一种形式。恰恰相反，权利的分立与制约是现代民主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内在地要求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更为理性化和政治参与成员的更为普及化，才能够体现出这种民主的普遍性和有效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政治参与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平等思想，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自由追求。 当然，政治参与毕竟不同于政治管理、政治统治。提倡公民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并不意味着要求每个人都直接参与政治管理，而是指公民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影响和改变政治决策，表达政治立场，分享政治权利等。所以，问题在于，如果从根本上抛弃了大众参与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某些人垄断了政治参与的权利，公共权利很可能成为某些人捞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从这一角度来看，强调大众政治参与就不仅仅意味着承认和保障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利，而且意味着利用公民的政治权利来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及其行使者，而这本身也是一个法制社会的本质要求。 除经济方面的因素起着根本的决定作用外，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还有很多，如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以及个体的社会背景、政治素质等等。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政治参与的扩大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是市场经济的推动，二是国家政策的支持。 二、市场经济对转型期政治参与的影响 传统社会狭隘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往往使得普通民众无法关心国家公共政治事务。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对于政治参与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市场经济激发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愿望。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的深刻根源隐藏于社会公众的利益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构筑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它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打破了社会利益平均化的状态，它在满足公众的利益愿望的同时，既造成了公众之间的利益差距，又激发了公众更大的利益期望和利益追求。因此，公众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必然积极地介入政治过程，企望通过各种政治参与形式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决策，从而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赫尔德发现，对于决策的参与越广泛，决策与直接影响人们生活问题的联系就越紧密，那些受其影响的人就越相信他们对于决策的投入会真正有用[22]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