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研究中，“中产阶级”始终是一个具有持久魅力但又存在诸多争议的概念。虽然人们已经从职业、收入、教育、声望、消费、性别、种族、品位、认同和社会政治态度等各个层面对中产阶级进行了反复研究，但这些研究结果似乎只是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但却难以形成统一认识（Butler & Savage,1995）。尽管在中产阶级的定义和操作性测量方面，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理论取向的学者，已经更加趋向一致，即把职业分类作为界定中产阶级的最重要测量指标（Goldthorpe,1990; Erikson & Goldthorpe,1993; Wright,1997），但关于中产阶级的角色和作用，经验研究却显示出不同的结果，有的表明中产阶级是当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Lash & Urry,1987）；有的表明中产阶级是传统秩序的堡垒（Goldthorpe,1982）；有的表明中产阶级是稳定渐进的工业化力量（Kerr,Dunlop,Harbins & Myers,1991）；也有的表明中产阶级是民主化的激进动力（Huntington,1973）。中产阶级在东亚新型工业国家和地区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也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但对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社会的相关经验研究，也同样显示出中产阶级既具有激进的特点，也具有保守的性质（吕大乐、王志铮，2003；萧新煌、尹宝珊，1999）。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转型，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转型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特征：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全面推进，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时进行，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要求、工业化中期的产业升级要求和工业化后期环境治理要求同时并存。这些复杂的特征也为中产阶级的研究带来一些特殊的难点。 第一，中产阶级比重很小，群体边界不清晰。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工业化水平目前已经达到约88％（GDP中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比重），但城市化水平还只有44％。这使得某种意义上作为“市民群体”的中产阶级的发育很不成熟；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主要靠工业推动的特征非常突出，在2005年的全年GDP产值结构中，工业和服务业分别占47.5％和39.7％；在就业结构中，工业和服务业分别占22.8％和31.4％，这使得某种意义上作为“服务群体”的中产阶级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第二，由于转型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不一致性较强，以职业为主要指标定义的中产阶级，在经济地位上呈现出偏低的特征，且与民众的主观定性判断产生较大差异，与商业机构以收入消费水平或消费取向界定的中产阶级也存在较大差异。 第三，中国的城乡和地区差异较大，以职业为主要指标定义的中产阶级与主观上认同的社会“中层”人群很不吻合，甚至存在背离的现象，如在农民工群体中，也有近42％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层”。 在这种情况下，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当前中国，如何界定和测量中产阶级才比较符合实际？中国目前的中产阶级究竟有多大规模？是客观界定的中产阶级还是主观认同的社会“中层”更具有社会态度认知的一致性？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我们在2006年3月－5月进行的“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GSS2006），此次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市区的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访问住户7100余户，获得有效问卷7063份，调查误差小于2％。如果本文中没有另加说明，那么，下文表格中的数据都来自于该次调查。① 一、研究策略 中产阶级研究的主要难点在于对中产阶级的界定。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往往会界定出不同的“中产阶级”概念。至今为止，学术界用于界定中产阶级的指标很多，既有主观指标，也有客观指标。客观指标包括职业地位、收入水平、资产占用量、对下属控制权力的大小、专业技术职级、教育资本、社会声望、消费水准、种族和血统等。主观指标相对简单，可以分为他者的评定和自我的认同，前者来源于社会上的他人对某个具体人物是否属于“中产”的认同；后者属于某个具体人物对自己是否属于中产阶级的认同。经济学家往往用收入来界定人们是否属于中产——把收入介于某个区间的人划归中产的类别。社会学家则更多地从职业角度，将某些职业类别，即主要将那些脱离了体力劳动的、具有某种特别技术水平的社会劳动者划归中产阶级之列。 可见，不同的学者会从不同的学术需要出发来界定其所研究的中产阶级。比如说，在上世纪中叶，米尔斯在研究中，主要以职业为标准划分了中产阶级，他认为美国的中产阶级主要由依附于政府机关、大机构大企业、各种事业单位，专门从事行政管理与技术服务工作的人员所构成（米尔斯，［1951］2006）。可美国国家统计局却曾仅仅以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75％为下限、以人均收入中位数的125％为上限定义“收入中产”（Kacapyr,Francese & Crispell,1996）。在最近，中国国家统计局也以家庭年收入6万—50万作为中产阶级的标准。 虽然职业中产和收入中产都可以满足不同的解释需要，但在学术研究中，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综合各种有代表性的、可以被操作的概念来界定中产阶级。在美国，很少有人只以其中的某个具体指标来界定中产阶级的构成人群，而倾向于将收入、教育、职业等结合起来作较为全面的考察（Thomp son & Hickey,2005）。吕大乐教授在研究香港中产阶级的构成时曾经说，虽然可以把月收入在2万—5万元（港币）作为中产阶级上下限，但职业仍然应该作为一个主要标准用之于界定过程（吕大乐、王志铮，2003）。在中国，也有人从消费分层出发界定中产阶级（李培林、张翼，2000），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入中产、职业中产和消费中产等角度来研究中产阶级构成问题（刘毅，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