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普世伦理不是寻找某种“惟一”或绝对的“道德真理”，而是寻求多元之间的共同分享，这就需要每一种道德文化(传统)都要保持平等的开放姿态，并展开平等的对话交流，以求得相互理解和沟通。有理解才能有沟通，有沟通才能有所分享。在这里，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是首要的基本前提，任何文化自我的优越感或者文化歧视都必须抛弃，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寻求普世伦理》一书由商务印书馆2001年初版后，距今已有八个年头了。由于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都有些许特殊之处，所以自问世以来，我一直没有太在意其行销和反应情况。书甫出，曾有《中国图书商报》等报刊给予专访和评论，引起了一些反应。近些年，友人和学生多次提示我考虑再版或者重印。据说市面上已经脱销多时，可我这些年来的奔波忙碌让我根本无暇顾及此事。新近，母校北京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学术系列”，让我选择编辑几部有个人学术代表性的著述集结出版，一来献益于该出版社正在致力的当代中国学术积累的宏大筹划，二来也对我个人的学术做一个阶段性的梳理和小结。此举于公于私确乎都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善举，我在自感殊荣的同时，自然只有努力配合呼应才是。借此机会，我首先对母校出版社的张文定先生和高秀芹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这部近五十万字的著作中，其实我只是尝试着做了三件事：一是面对20世纪末由西方学界和宗教界发起、继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部的“普世伦理谋划”(“Universal Ethics Project”)引领下扩张成为一次全球伦理运动的蔚然大势，以一位普通中国伦理学学人的理论姿态对之做出恰当的学术反应，尽管我的这种反应最初并不是出自学术自愿而做出的，毋宁说是在某些外部机缘的促动下，通过逐渐形成的学术自觉而勉力做出的。这一点，我已经在初版的“后记”中详细交待过了，在此不再赘述。二是对于普世伦理这样一个极具理论挑战性和实践疑难的课题，我想通过学习和理解海内外学界在此课题上业已做出的诸多研究成果，从方法论的角度谈谈我个人的一些初步看法。这些看法仅仅是我个人的，即使就当代国内伦理学界论，它们也很难获得哪怕是最基本的代表意义。事实上，由于我采取了普遍理性主义的道德推理方法和特殊主义的文化阐释学方法相互兼顾的“双轨”式或两面式的探究方法，已经引起了学界的诸多猜忌和疑虑、甚至批评，因而其理论贡献也因学术立场上的“中庸”色彩而显得十分有限。对此，我颇有自知，未敢奢求于自我学术尝试之外。三是就普世伦理的一些基本理念或原则提出了我自己的初步理解和论证。尽管我力图坚持自己的“两面针”式的理论诊断和学理阐释，但实际情况却并不一定很理想：既要立足于“普世伦理的中国语境”(唐君文明博士重版序言语)，又要顾及普世伦理本身的普遍主义价值吁求，其实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对于既缺乏理论勇气又缺乏学理智慧之愚钝怯弱如我者来说，仅仅是突破自我就已然十分艰难了，遑论有什么理论建树。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迄今为止，我仍然深陷于所谓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进退两难之间而无以自拔，相信这也是多数严肃思考过“普世伦理”的学者所难以避免的困境。实话说，超脱这一困境并不容易，甚至极少可能，除非采取某种极化的理论立场和方法，可我的思想性格和学理方式又使我向来怯于采取这类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自暴尴尬，正是我愿意重刊此书的一个主要动机：若能以此作为爝火，引燃学界的满天繁星，毕竟也还算得上是一件值得宽慰的学术工作。 在我的心底，“寻求普世伦理”的完整表达其实不是一个祈使句，而是一个或者几个疑问句：何处寻求普世伦理？如何寻求普世伦理？寻求怎样的(或者，哪一种——若果真存在，普世伦理在逻辑上必定是惟一的而非多种多样的，否则其普世性就无以确立)普世伦理？如此等等。迄今为止，我自己对于这些疑问仍然没有找到非常明确的解答。在此意义上，我所谓的“寻求普世伦理”的确是我内心意愿的真实表达：有所寻求总还意味着某种希望，抱着希望去寻求某些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伦理，也总是一件有意义的或者值得去做的事情，甚或还是一项不平凡的事业？！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人们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了一个显见的事实：寻求共识(包括某些道德伦理和一般价值观念上的共识)与执著差别的冲动同样强劲。人们很容易找到不仅非常典型而且相当普遍的例证，来证实这两种同样强劲的势头，甚至可以说，这两种势头之所以日见强劲，恰恰是因为它们都在不断寻找某种或某些极端化的证明。人们对个性差别的执著越强，寻求共识的需求便越高；反之，后者的不断攀升恰恰是因为前者的势头越来越强。再仔细观察，我们还会发现，经济和技术上的共识追求最为凸显强劲，似乎让我们不得不相信所谓“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确乎已然来临。然而与之相对，政治和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上的差别或个性申辩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和鲜明，这又让人们对所谓“全球化”、甚至仅仅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的说法持有越来越深的疑虑。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形值得注意，比如说，体育、艺术、音乐、休闲、旅游等等物质行为类的文化——与精神信念类的文化相比较——活动，更接近于经济和技术的共识相容之发展趋势。正在中国北京举行的第29届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张艺谋主导的本届夏季奥运会那震惊世界的奥运会开幕式及其所着意表现的主题，还是最初起名为《我们都是一家人》、最后却改为《我和你》的奥运会主题歌，都明白无误的向全世界人民传达了“和”的信息。“和”即和平、共和，至少是和平地相容，共处。 话说到此，我想顺便再多唠叨几句：本届夏季奥运会的主题歌确实很是高明、也很有智慧，套用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宋丹丹的一句名言，主题歌的创作者们确实“太有才了”。我不谙音乐旋律，只是就其歌词的意味而论，真的是太富有哲学洞见和文化意蕴了！《我和你》的歌名显然大大好过《我们都是一家人》：后者有些过于伦理理想主义和道德温情主义了，但前者则不然。“我和你”是人类最简明、最基本却又最奥妙无穷的人际关系，所有人类的关系和关系表现样式——爱与恨、熟悉与陌生、友谊与冷漠、和平与战争……最终都可以归宗于“我和你”的关系及其认知、理解和行为的方式。著名犹太思想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写过一部传世之作，书名就叫《我与你》(1923年)。是书中，布伯甚至认为，人类伦理的全部奥秘几乎都蕴藏在“我与你”的关系之中，因而本真地认知并正当地料理好这一关系，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类最为紧要和长久的道德功夫。我猜想，本届夏季奥运会主题歌的创作者不一定读到过布伯的这本书，但他们和布伯却不约而同地想到一块儿去了。而且，我甚至还(或许有些幼稚地)猜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真诚地思考一下“我们”的生活世界或者是生活世界中的“我们”，也会或多或少的分享布伯和本届夏季奥运会主题歌的创作者们的见解和体悟，他们都属于我们人类中特别“有才”的智者。唯英雄方可所见略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