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 222/B 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8)10-0043-06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最集中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本主义法律时指出，“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①体现首先表现在立法权上。近代西方大讲“天赋人权”，而我国古代则鼓吹“君权神授”。“君权神授”必然要求君王作为立法的主体，人民没有立法权，也没有司法权，只是法律治理的对象。在先秦儒家看来，只有先王与君主才具有立法权。在理想层面上体现为“先王以明罚敕法”，②在现实层面上体现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先秦儒家认为只有先王与君主所创制的礼法才是良法，而暴君所创制的礼法则是恶法。因而，从法律伦理角度看，所谓“圣王立法”、“法自君出”和“暴君放伐”思想，不仅彰显了先秦儒家立法主体的伦理品格，而且包含有“恶法非法”的良法论思想。 一、理想层面：圣王立法 在礼法的人性根基上，先秦儒家主张人性具有同一性，但在立法层次上则明显将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被赋予创制礼法使命的先王、圣人、君王；二是被动地接受礼法治理的臣民、众庶。儒家主张效法先王之法，认为作为理想法的先王之法是国家现实法的根据，现实的礼法制度皆源于先王圣人的制作。 在思维模式上，儒家的制度理想一直是以“托古”的方式来展开的，在理想层面上把国家立法权交给了先王或圣王。《国语·楚语上》云：“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国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惧其不帅，故制之以义，旌之以服，行之以礼，辩之以名，书之以文，道之以言。”在儒家看来，先王都是大德大智的圣人，一方面，凭着他们的睿智，所制定的法律一定是最完美的良法；另一方面，他们本身道德完美，一定会自觉遵守法律，具有带民守法的示范效应。 孔子对尧、舜、禹等先王崇敬至极，对其所创制之法推崇备至、赞叹不已。对于舜，他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对于禹，他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特别对于尧，孔子更为推崇，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何为“焕乎其文章”？朱熹注曰：“焕，光明之貌。文章，礼乐法度也。”由此可见了，孔子不仅赞赏尧舜禹等先王的高尚人格，同时对先王所制定的礼法亦极为推崇。但从根本上说，孔子主要还是推崇西周之礼法制度，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孟子法先王的主张甚为鲜明，与孔子一样，其所法之先王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孟子深信古先王圣人所立的礼法制度是尽善尽美的，可为后起君王效法的楷模。他引《诗经》说：“‘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又以类比之手法说：“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孟子·离娄上)“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孟子·离娄上) 不仅如此，孟子还认为小国应该效法大国之礼法，“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於天下矣。”(孟子·离娄上)不效法先王之法，“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孟子·离娄上)那么，孟子所言说的“先王之法”包括哪些方面呢？萧公权先生认为，“考孟子所称先王之法似以井田、世禄、庠序三者为主。”③孟子认为这些制度是古代所通行的，非如孔子所尊之周礼。我们认为，孟子所言“先王之法”所包括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包括“民本”、“孝弟”、“人伦”、“立贤”、“发政施仁”等，其核心是法先王的仁政。他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即法先王实行仁政，就可大治天下。这是孟子法先王的精义所在。 荀子既“法先王“也”法后王“，看起来是一个矛盾，其实是一致的。从思想根源上看，先王与后王是以时代来划分。孟子有言：“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上)荀子的先王与后王是以周代来划界的。他说：“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荀子·儒效)“二”即“背离”或“两样”之义。“后王”实指三代的禹、汤、文王、武王和周公。“先王”则指包括尧舜在内的“五帝”。从荀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说，其基本倾向还是法后王，他认为先王时代久远，事迹简略，不如后王粲然可靠。他说：“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荀子·非相)可见，法后王是为了法先王，只有通过法后王才能实现法先王的目的，法先王才是最高的目标。故将后王与先王联系起来，其实是从其因革关系中吸取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历史经验。 荀子认为，先王之法的主要内容即是礼法，礼法是由先王首先创制的。他说：“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荀子·荣辱)可见，在荀子看来，先王作为立法的主体是不容置疑的。他从历史的维度强调先王制礼，赋予礼乐制度以绝对权威。因为先王是过去美好历史的象征，也是后世人们所敬仰的对象。社会越是动荡与混乱，人们生活的处境越是艰难与困苦，人们对先王的崇拜就越强烈与虔诚，先王的历史地位也就越神圣与崇高。荀子正是借助于先王的神圣与权威来论证礼法的权威性与崇高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