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8）08－0058－06 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前半部分是亲身的政治实践活动，其生命的最后10年是在监狱中对政治实践活动的思索。通过对一战结束之后中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分析，他创造性提出，无产阶级要获得文化领导权，培育和形成自己阶级的知识道德集团乃是当务之急。知识道德集团理论集中体现了葛兰西深厚的伦理关怀和底层情结。 一、知识道德集团理论的哲学与社会结构溯源 葛兰西所生活的资本主义时代，整个社会基本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福特式的“完整国家”阶段，即由“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组成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①从表面上看，处在市民社会中的个人支配着自己的生活，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而实际上受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无形影响。私人生活领域中的政治、文化、宗教、哲学等，不过是政治国家中的政治、文化、宗教、哲学等的表现和翻版而已。正是这些渗透到市民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人们又不自知的意识诸形态，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道防御体系，因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起保护作用的上层建筑就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政治国家中的上层建筑，它公开地、直接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它隐蔽地、间接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葛兰西形象地描述道，“可以指出两个巨大的上层建筑‘平面图’：一个平面图可以称之为‘公民社会’，即俗称‘部分’的有机体的总和；一个是‘政治或国家社会’平面图，适应于这个平面图的，是全社会统治集团的‘领导’职能和‘直接统治’职能，或表现在国家活动和‘合法’政府活动上指挥的职能。这些职能，正是有组织的和相互联系的。”② 这种新型的国家——市民社会架构决定着一种完全不同过去的国家类型的出现，那就是从经济——政治的国家形态转向文化——伦理的国家形态。在传统意义上，人们通常把市民社会看成是独立的私人生活领域，把国家理解为政治生活领域。作为私人生活领域，市民社会与国家是相互分离的。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加强，市民社会作为私人自治领域的独立性在不知不觉地丧失，并日益被同化进国家的整体。同时，国家也并不等于强权政治，它还必须有为民众认同的伦理基础，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道德国家”，“文化国家”。③ 从经济——政治的角度来理解的市民社会和国家，两者是分离的；但从文化——伦理的角度来看，它们又是统一的。市民社会由于受到国家文化——伦理的渗透，而从本质上归属于国家范畴，这就使国家的文化——伦理的特征突出出来。葛兰西指出，“谈到伦理的和文化的国家，那么据我看在这方面最合乎理性的和最具体的是归结为下列几点：每个国家都是伦理的，因为它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是把广大居民群众提高到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从而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一定的文化和道德水平（或形式）。”④ 知识道德集团理论的提出，除了上述社会结构方面的因素以外，其重要的哲学基础则是葛兰西的内在论的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的语境中，“内在论的哲学”的含义十分广泛，它既指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哲学），也指20世纪初期的意大利唯心主义（克罗齐等），甚至也指葛兰西自己的实践哲学。⑤ 三者之所以都能被冠以“内在论的哲学”的名称，就在于三者都拒斥先验论，都认为应当到历史本身中去寻找支配历史世界的原则，而不求助于任何外部哲学原则或动机力量。但是，黑格尔和克罗齐哲学的“内在性”与实践哲学的“内在性”具有原则性的差别。在黑格尔那里，人类思想和人类社会的基础是绝对的和普遍的“精神”，它尽管经历历史的发展，但永远不会被别的东西所替代。这个内在性概念还具有先验性和神学的痕迹，是思辨性质的历史主义。正因为如此，历史的发展实际上就是精神的辩证的展开，而不是现实生活的历史；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也只是唯灵论的存在，而不是在具体历史中生活和斗争的人；真正的历史辩证法也被降低为概念的辩证法。因此，“一般内在论哲学的最大缺陷之一在于：它们不能在上层和底层之间、‘普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⑥ 这样就把哲学仅仅局限在狭隘的知识分子集团之内。因为传统的知识分子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历史的头脑，也因此，这样一种“内在论哲学”不能成为群众的文化或群众的观念。 葛兰西的内在论哲学则突出强调了“绝对历史主义”和“实践一元论”的统一，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行动的哲学的典型特征，为知识道德集团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这种内在论哲学与知识道德集团理论的通道在于：第一，任何革命的成功以及成功后政权的巩固，必须依赖于本阶级以及代表本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处的历史地位和使命的认识。否则，革命都会被看成与已无关的外在过程；第二，文化—伦理的国家不同于经济—政治的国家的根本标志在于前者的国家形态是内在的，而后者不过是一种肤浅的、直观的认识。只有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合法化的内在机制，才可能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第三，伴随国家形态的内敛化，有机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的解放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最懂得如何以一种内在的立场去瓦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国家形态下，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话语与行动、物质与精神、哲学与政治得以实现统一的历史载体，正是知识道德集团。所以，他认为“实践哲学担负着两项任务：战胜最精微形式中的现代的思想体系，以便能够组成自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并教育具有中世纪文化的人民群众。”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