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山水画折射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作 者:
康琼 

作者简介:
康琼,湖南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长沙 410205)

原文出处:
伦理学研究

内容提要:

中国文人山水画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描绘,来表达作者的主观情趣和精神世界,其中折射出质朴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以现代生态伦理观深入挖掘和梳理这一传统文化精华,对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化育当代生态审美、推动生态伦理学走向民间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8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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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115(2008)04-0053-06

      文人山水画自古即是中国画的重要组成部分,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的以自然山水为题的绘画,以别于民间画工和画院职业画家的作品。其具有侧重抒写胸中情愫,不拘于线条、色彩等技巧,注重笔墨情趣,主张“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强调诗、书、画、印的结合等特点。

      描摹自然山水,描绘自然情怀是中国文人山水画的最重要主题。其中有着深厚的哲学意蕴。中国文人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描述表达人生理想,并且把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千百年来,不同的文人创造了风格迥异的山水画,但其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却是相同的。

      一、中国文人山水画折射的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对直接以自然山水为描绘对象的中国文人山水画来说,所恬情的自然、所展示的自然美和所表现的哲学思想是相互融合的。在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发现无论是传统文人山水画,还是以山水画为研究对象的著作都以其独特的方式,阐发了对生态伦理思想的深刻见解。

      1.自然因其道而化生

      道家思想被认为是文人山水画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1](p4),文人画者的自然观是老庄自然思想的承继、延伸和扩展。老子认为“道”是一个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永恒实体,天地间一切事物的变化都由“道”推动。他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也提出了“万物齐一”的思想,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道”创生自然。庄子的这种自然观在传统山水画论中亦得到反复表述。宗炳《画山水序》中用“道”把圣人与自然山水联系起来,认为“圣人含道暎物,贤者澄怀味像。至于山水,质有而灵趣”、“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2](P583-584),即是说,因为圣人、贤者能够理解自然之道,所以他们通过物像来感受自然之大美。文人画论的集大成者石涛认为,画之法,统一于自然之本质。“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3](P237)在中国文人山水画家看来,山川万物又是天地之子,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的本质就是道,道是虚无的,又是实实在存在的,它孕育了可亲可爱、万千气象、生机盎然的大自然。在他们看来,“山水常常是世界本质的表现。”[4](p25)“天地运行的道理所在,就是山水的实质之所在。”[5](p8)石涛在《画语录》中也有明确表述:“得乾坤之理者,山川之质也”。自然万物,源于道而化生,感受美和体验自然之道,将中国传统绘画对自然万物的理解定格下来。

      2.一草一木皆有性情

      宗炳认为“山水质有而趣灵”,山水既是实质性的自然存在物,又其有内在的品性。王微则认为“形者融灵”,把“融有灵性”扩大到一切有形体的东西。北宋开始,道、禅思想相通。文人对自然的态度既有道家的逍遥放达,又直指禅宗的静心情悟道,这就使得他们的自然观理论与山水画实践的立足点非常之高。“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岂独山水,虽一草一木亦莫不有性情”。如同每个人都有意识、有思想和有情感一样,自然万物莫不如此。道化育自然万物,而且蕴藏于万物之中,让它们是其所是,故山水草木各有情态。这似乎是原始时代的“万物有灵”思想的嗣续,但这种事物各为其是与神话中风雨雷电后面都有一个“神”主使的观念其实是不同的。中国文人是把自然存在物当作“人格化”的存在,人以及自然事物均有其内在的品格。自然山水之所以美,在于它自己,因为它是“道”的产物,是道使其为“这样”;道并不离弃具体事物而去,而是寓于具体的事物之中,事物自为其是正是天地的自然之道。所以,苏轼认为擅画和知画,在于知晓“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他曾称赞表兄文与可画竹之高妙,因为与可竹虽千变万化,却“合于天造”、“得其理矣”。石涛亦有画语云:“山川人物之秀错,鸟兽草木之性情,池榭楼台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尽其态,终未得一画之洪规也。”[3](P238)。事实上,早在文人画论奠基之时,苏轼就用文字通俗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表述了对自然性情的理解。

      3.天地万物于我为一

      “与碧虚辽阔同其流畅”是文人山水画者的生命追求,也是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于我为一”等文化哲人所追求的生命境界。因为“道”是总根,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都由它而来,源头是一个,故为“同一”。“道”无偏私,它赋予山川树木以机理、品性、韵致和格调,赋予人以情感、思想、意志和态度,所以人与周围的物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别,是等价等值的。一旦画家本人的主观精神与山川的神情或曰道,或曰本质,因神遇产生共鸣、互化、融合、升华而诉诸笔端时,即获得“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情感满足,此时此刻,人与山水的关系就不再是主客体关系,而是人即山水,山水即人,山水即画,物我不分,物我互化,形神统一。西方绘画中的人是第一位的,自然在艺术中的作用只是人用以表述自我的语言。而中国文人山水画中,正如美国艺术史家埃利奥特·多伊奇(Eliot Deutsch)所看到的,“人和自然是一体的,只能把它们在一起加以显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任何一方都不优越于对方。人没有征服了自然,自然也不对人予以无情的控制”[6](P134)。确实,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样的亲和关系”[7](p8)。文人山水画往往给欣赏者静谧安宁、优美和谐的愉悦感,即在于画者并不凌驾于所描绘的对象上,而是采取凝神静观,使自然为喻象归于心境,把物收归心有。心是真正的存在,境是纯粹的现象,心化的物与自我得以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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