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115(2008)04-0009-04 应用伦理学研究20世纪60-70年代首先兴起于西方，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伦理学事业的恢复传入中国大陆。应用伦理学的种子落地之后，马上生根发芽，表现出蓬勃的活力，如今已经生长得枝繁叶茂。经过30年的发展，对国内伦理学研究作一阶段性回顾与反思，将有利于总结经验，发现不足，促进它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伦理学研究迎来了复苏的季节，经过长期的停滞之后，在国内各研究机构中重新恢复起来。伦理学恢复之初，由于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应用伦理学就在中国内地引起关注。 首先，改革开放之后，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单一的人际关系所掩盖的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充分暴露出来，利益关系和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使得伦理学研究的领域不得不有所扩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展开和深入发展，出现了许多在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下没有充分显现的问题，如市场竞争中的公平问题、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问题，以及由经济体制的变革而引起的贫富差距问题、弱势群体的权利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问题，等等。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医疗卫生体制、司法体制、政治体制等领域的改革也逐步展开，这些领域内的深刻变革，同样也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医患关系问题、医疗资源的分配问题、生命与医疗领域中的知情权问题、司法公正问题、政府职能转变中的价值冲突问题、公职人员的责任与权力腐败问题、公共管理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等，都越来越多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反思。同时，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随之显现，使得伦理学研究的视野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要求伦理学更多地直面和探索各具体领域中的现实问题，为新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就为应用伦理学的产生提出了现实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应用伦理学产生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价值观念重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与此同时，应用伦理学的勃兴反过来又对社会价值理念、社会政治的民主生态以及中国道德哲学本身的与时俱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 在现实为应用伦理学的产生提出了迫切要求的同时，伦理学研究者视野的扩大，为应用伦理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不仅是管理技术和科技知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了更多了解西方、借鉴西方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20世纪60-70年代在欧美兴起并取得蓬勃发展的应用伦理学进入中国。这一直接面对现实问题的新的伦理学样式，引起正在为寻找中国层出不穷的新的道德问题的中国学者们极大兴趣。中国应用伦理学的勃兴，最初正是从介绍和翻译国外的相关理论成果开始的。 总之，可以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应用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改革的深入开展、思想的解放、对外交流的扩大，直接催生了应用伦理学这一伦理学研究的新样式。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内地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或中后期，事实上，从70年代末开始，国内学者就开始了一些专门领域中的应用伦理问题的思考，并在80年代初期就有相当数量的成果涌现。应用伦理学在中国表现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目前，许多高校中都开设了相关课程，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应用伦理学专著、教材，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可以说，在目前国内的伦理学研究中，无论从人员数量上，还是从科研成果的质量、数量及社会影响上，应用伦理学的研究都已经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大体说来，中国的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主要经过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起步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 改革开放之后，在国内社会发展对应用伦理学的迫切需要和国外应用伦理学研究迅速发展的双重推动下，与理论伦理学研究的恢复大约同时，我国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开始起步。起步阶段，我国学者主要从两条路线上展开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和探讨。一条是借助国内理论伦理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对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中所提出的应用伦理问题进行回答，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一条是从译介国外的应用伦理学论著开始，试图在我国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应用伦理学理论。这一时期，首先发展起的应用伦理学分支学科包括经济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等。 经过短期的准备和积累之后，80年代初，就出现了一批与应用伦理学各分支学科相关的理论文章，并有一些著作和译著出版。文章方面，1980年《医学与哲学》第2期发表的陈瑾的《国外医学伦理学若干问题的研究概况》、蔡根法的《医学伦理学问题初探》，1981年《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1期发表的沈静的《应该开展科研伦理学研究》、《湘潭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的臧乐源的《政治家道德初探》、《医学与哲学》第3期发表的王宝章的《安乐死问题之我见》、阮芳赋的《医学伦理学：传统难题和意义》、《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的蔡守秋的《应该提倡环境道德》等，都对不同领域中的应用伦理问题进行了阐述和分析；著作方面，杜治政的《医学伦理学纲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张婉如、王福霖的《财经伦理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王少哲的《商业道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宋惠昌的《现代科技与道德》(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等，都对相关的应用伦理问题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译著方面，介绍到国内较早并产生影响较大的应用伦理学方面的著作有美国学者J·P·蒂洛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孟庆时、程立显、刘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R·T·诺兰的《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姚新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等。随着研究的展开和认识的深化，全国部分高校陆续开始开设应用伦理学相关的课程(如医学院校纷纷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召开了一些重点探讨应用伦理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如1987年开始，中国伦理学会和日本实践伦理学研究所一起，定期召开“中日实践伦理学讨论会”。)，并逐步建立了一些应用伦理学相关的研究组织(如80年代建立的全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