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志码：A 在近年来的儒家伦理研究中，一个不断重复的论题就是努力证明儒家伦理是普世伦理。这种对儒家伦理有无普世价值与意义的问题的高度敏感透显出中国传统复兴主义在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文化情境中一种现实的努力。然而，儒家伦理“普世化”的光环似乎没有使儒家文化真正摆脱现实的困境，在当代赢得重要的话语权力，“儒学的生存状况仍然被描述为‘游魂’”①，“普世化”能否成为“文化救赎”可靠选择？对此，就少不了一番必要的追究。 儒家伦理普世化问题的提出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它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首先，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全球一体化的进程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辉煌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的尖锐问题。这些问题与全球固有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引发了全球性危机。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建立“普世伦理的准则”的构想，力图通过建立全人类共同遵守的伦理原则、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来解决危机。然而，全球一体化虽然可以促进全球文明的接触、对话、交流和融合，但并没有使“普世伦理”这一全球性伦理原则的演绎过程由自发走向自为。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扩张而来的西方文化的扩张，更使普世伦理的形成面临挑战。在西方文化中心主导下，一切有关建立普世伦理的努力，都不免要引起了“谁之普世伦理”的诘问。同时，一些西方思想家、社会学家也意识到全球化实质上是西方文明、价值和利益的世界化，现代西方的文化和文明并没有努力探索一种深刻的精神追求，反而是建立在后工业社会基础上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观念的膨胀与伦理道德观念的缺失，全球性危机正是这种世界化所带来的后果。如布热津斯基就曾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就曾发出了这样追问：“西方还有没有一个理想、一套价值观念和一种生活方式可以对政治上觉醒的人类未来做出重要的指导？”②于是，人们把目光转向了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提出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③而在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也频频可见中国学者的身影。然而中国学术的国际地位却没有因此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西方世界飘来任何一种思想、一种思潮都可以在中国的学术领地上随意耕耘一番，中国文化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要想得到国外同行的认可和重视，往往还需要借助“西方的话语”。因此，当西方倡导“普世伦理”之时，一些国内学者便迅速跟进，试图借助这一语境，让儒家伦理获得“世界性”的学术地位与思想意义。 其次，20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步伐启动，国内生活的日新月异也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导致了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产生和泛滥，更为严重的是各种社会犯罪现象大有增长的趋势。一个社会就如同一个人一样，只要发生病症，就要用药医治。那么，用什么药来医治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性疾病”？这一时期又恰逢“马克思主义这一国家意识形态受到震荡与挫折。”因此，“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局部真空状态：西方思潮因失败而暂时退出，马克思主义也因低潮而实际上淡化——从党内到社会上，悲观绝望情绪在一部分人头脑中逐渐蔓延开来，寻求不刺激的话语，改换门庭，这成了新的历史选择。”④儒家伦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比外来文化更容易在民众中产生共鸣。这样，在经过历史教训本身和某些学问家的操演之后，儒家伦理成为了“‘普遍和谐’的谦谦君子”④。 再次，从儒家伦理发展看，儒家伦理的发展历来都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展开，比如，宋明儒学伦理就曾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在当代的发展就是要以全球文明为背景，将儒家伦理的人文精神推向世界，使之成为推动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的精神力量。而就儒家伦理内容看，儒家提倡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思想，与普世伦理中的核心理念——世界主义正相吻合，这种思想构成儒家伦理成为普世伦理的思想基础。在儒家思想中还包含着或从其中可以发展出可以作为全人类共同遵守奉行的基本的伦理原则、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儒学中的一些核心价值观诸如仁爱、人本、和谐、诚信、中庸等，正在成为全人类都在认同的价值观念。可见，当今人类在面对发展困境时所产生的对儒家伦理的希望、中国社会道德失范的现状，以及儒家伦理自身的特点构成了儒家伦理普世化的结构性背景。 这种多向重合的背景为我们理解儒家伦理“普世化”提供了广泛的素材，在这里，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人们对“普世化”是如何界说的，以便在此基础上理解儒家伦理的普世化问题。“普世”一词具有“超越”或“普遍”的意蕴，“普世化”中的“化”字实际上强调了一种路径的选择，那么，“普世化”就含有使事物的超越性或普遍性发挥出来或者是使事物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超越性或普遍性的意思。“普世化”如果用于表示一种人文精神，就是指如何发挥这种人文精神对人类生活的超越性和普遍性作用。有学者指出，“普世化”所讨论的对象不是个体而是群体。“‘人能群’”是人的本质特征，它既揭示了个人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种族、民族和阶层而生存，也揭示了任何群体都不可能绝对独立于其它群体而存在。就人的这个本质而言，人既是全球性的存在，又是本土性(民族性)的存在。因此，“普世化”就其含义分，应有广狭之别。广义的“普世化”，也就是全球化，是指一种文化精神的全球共识；狭义的‘普世化’乃区域化，是指一种文化精神的全区域共识。”⑤还有学者指出，普世伦理“出于它对现代人类普遍性道德问题的关注和建立起码程度的人类普遍伦理秩序的理论承诺，其价值规范性特征和旨意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同样给普世伦理提出了一个如何建立其必要的人类个体美德伦理基础的理论问题。儒家传统伦理中独特而丰富的心性美德伦理，尤其可以为之提供世俗生活和人格精神意义上的美德伦理资源。孔子的‘忠恕之道’或‘仁爱之方’；宋明心学的‘良知’学说；先秦儒家所倡导的以义取利价值观；以及儒家一贯坚持的修身养性、智德双修的人生哲学；等等，都是值得现代人类珍重的个人美德资养源泉。”⑥显然，从这种观点来看，伦理的“普世化”必须通过个体的接受与阐扬，才能使它具有普遍主义精神而成为全人类精神的源泉。据此，我们可以逻辑地推演出儒家伦理普世化更为深层的动机就是对“儒家伦理共识”的渴望，所以，当今学术界所谈的儒家伦理普世化大致包括这样三个方面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