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思维与人类未来①

——文明的逻辑基础及当代使命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啸霆,实名刘孝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价值观与民族文化精神哲学与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教授。(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人类社会从各民族和国家单一的历史向统一世界史的转变,使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根本变化,“整体论的复兴”即因于此。由于处境和视角不同,整体论表现出构成论、先验论和生成论的不同类型,这既是其不同构型,又是其历史上的展开形态。作为人类总体命运思考方式之一的全球伦理,即以一种构成论思路展示其“伦理之伦理”的特征。全球伦理的最大优长是真实、开放和突出全球价值,其难处则在扩展、具体推动者、宗教基础和终极目的方面。与之相对的天下体系选择了先验论的思路。它试图以中国原初时代的天下范畴来取代全球或世界概念,并通过“以天下观天下”的方式超越西方从民族国家看天下的思维,因而具有很强的形而上学建构力。只是这一思路既无法协调先验的天下公理与经验的帝国模型的边界对接问题,更无法保证“天下”不再成为霸权,因而最后留下的可能只是一种“天下神学”。全球伦理和天下体系的共同困境在于它们囿于还原论的限制。生成论不同于这二种思维而把人类的自我理解由宗教和国家批判引向文明的反思。从文明发展的“大逻辑”看,人类文明史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暴力逻辑合法性的普遍化时期、资本的全球化时期和文明或自由价值的普遍化时期。这大体对应着整体论思维发展的三种形态:先验论——构成论——生成论。文明复兴的基本任务是重新修复已被阻断了的文化自调机制,以共筑的姿态生成和塑造一个新文明。而目前最紧要的,是在生成论的框架内把人们已有的共识组织起来,确立类思维、建构非同一性哲学和推动互美伦理等,以形成一个思考未来、引导实践的初步规范。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8 年 09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 B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08)03-0067-lo

      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宏观组织结构的最大变化之一,是从各民族和国家的单一历史走向统一的世界史,这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革。人们用现代化或“全球化时代”来描绘当今世界的这一特征,也有人将其称为第二轴心期或新轴心期。总之,时代发生巨大变化的后果是人类自己的不适应,即原来习惯的某些思维模式和行事原则越来越力不从心、越来越无法有效地处置眼前所面临的新问题。于是,不断有人尝试从不同方面提出破解之道,“整体论的复兴”就是为应形势需要而于世纪之交提出的新的思维观念。由于处境和视角不同,这种整体论也通过不同形式和视角表现出构成论、先验论和生成论等形态。

      一、全球伦理与构成论思维

      由德国神学家汉思·昆等提出和发动的“全球伦理”运动②,是从整体论思维出发,以伦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尝试。作为应付全球化带来的伦理问题而设计的一种策略,用当下流行的话说,这是一个走出现代性的方案。不管人们对全球伦理的态度如何,它已成为“文明冲突”时代处置不同文化间关系的共识之一。全球伦理的一些基本主张如“二原则四命令”等也已作为常识为人们所熟知[1](P7—26)。

      全球伦理的最大优长是其现实性或真实性,即敢于正视面临的问题并且尝试解决。虽然全球伦理一提出即遭到各种批评,有人甚至认为它是一种新的乌托邦,要么内容空泛,什么也没说;要么说了些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废话,不会有哪个团体真正践履它。这种低估全球伦理的一个背景,是把一种面对可能性的历时性伦理探讨变成了共时性的现实政治操作,把一种二阶的元伦理即伦理的伦理变成普通伦理本身,从而忽视了全球伦理面向未来的可能的批判价值。如从真实性而言,全球伦理所面对的问题显然是真实的,因为地球作为现代性舞台的角色之一正在由被忽略的边缘走向风暴中心,如全球化、全球问题等,这些都需要在整个地球的意义上来解决。全球伦理在资本和科技全球化后,首先,从伦理视角把握这一问题,这可以看作是地球首次实际地被人文化。其次,全球伦理所面对的主体也是真实的,如人、社会团体、文化区域、民族国家乃至地球的球体本身都是真实的。再次,全球伦理的逻辑出发点应该说也是真实的,因它立足于人自身及其文化来解决问题,这不仅是恰切的,而且因为所谓全球事务也无非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其精神和心理矛盾的最大化而已。全球伦理在此不仅弘扬了人的主体性,更突出了主体在这个世界所担当的责任及其现实行动的规范性,应该说放大了伦理的视野,所以,有学者才将其归结为“应用伦理学”,认为是从宗教方面为解决现代社会发展困境寻求神圣价值观资源的一次尝试③。

      全球伦理具有巨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了寻找全球各文化问的伦理共同性,全球伦理再一次通过否定性的预设突出他者的地位,将相互尊重和他者优先的交往准则(如金律等)作为新的伦理建设的出发点,从而由过去的强制性伦理走向建设性伦理。许多攻击全球伦理的人以为,所谓的“全球伦理”就止步于此,其实全球伦理提出者的目标和意图要比这远大,他们认为人类的共同伦理“至少”应有这些,这是进步的起点。全球伦理敢于做这样一个事实认定,既表明存在一种共同的底线伦理,也表明这个底线其实是一种元伦理或基础伦理,可作为新的世界秩序生产的伦理机制,特别是不同伦理规范之间的交往准则。这样,全球伦理就由事实变规范,它的基本规则等也就不再只是一个目标,而是一种前提和行动原则了。

      全球伦理突出了全球价值。它把全球利益放在首位,实际地标识了全球共同体意识的出场。此种视角的转换无疑是对民族国家思维的一次巨大突破。事实上,天下大同的实现也必须超越民族国家的阈限,把全球真正当作一体,使其价值高于任何具体民族和国家的价值。但它不是那种简单放弃民族国家的做法,而是在尊重不同民族国家基础上他们的自然消亡过程。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全球民主,而这依赖于一个全球联邦使地球真正作为公产来突出全球的根本利益。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这种联邦,联合国并不是这样的联邦,它如果想扮演这个角色或试图充当这样一个平台和中介,就必须进行彻底改造,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仅仅成为大国的俱乐部。

      全球伦理以自己的行动发掘了新的世界性思想资源——全球社会。全球伦理不是直接去寻找政治的解决途径而主要诉诸全球的民间社会,它的推进依赖于这样一个全球共同体,这意味着全球的公共力量在崛起。而所谓全球社会是伴随着技术和经济全球化而出现的以全球为交往社区的一种新形态[2](P19)。全球伦理推崇全球联合,这种自下而上的草根性主张容易集合更多的人献身这项伟大事业,从而使最弱的变成最强的。因此,全球伦理虽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全球伦理共识,但我们显然不能把它当作政府行为,甚至也不是联合国行为,对全球伦理的评价需要考虑目前已经兴起的全球民间力量的作用,这是真正全球化的后果,如全球绿党、全球NGO等,也是其积极意义所在。全球伦理的实现基础是全球社会的到来,但这个全球社会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一般社会,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社会。在这里,“全球观”尽管导源于某种信仰,并且也看似一种信仰,其实是非常理性而颇有眼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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