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命的规定由“生命”之所“是”而来。然而，唯有人的生命，才自觉其所“是”。一个先于一切伟大的宗教、道德、哲学体系的问题，即从人之“是”及其“是什么”的生命之生存境遇处探问生命的历史“到时”，此乃人之“条件”。 一般而言，生命伦理是从生命的医学现象那里集中突破出来的。一方面是生命的痛苦、疾病、死亡、贫困、脆弱、无助、衰老、精神分裂、变态等等；另一方面是医学或治疗的不健康、不公正、不诚实等等。应该看到，生命伦理学击溃了生命的“大同”梦想，它要面对生命之“大异”的现实。细节，使生命伦理的论辩充满魅力——尤其当它在“细节”中掂量生命的“大同”梦想之时。然而，如何从细枝末节的分析论辩中，回应生命之大道的召唤，俾使生命之思真实地落实为生命伦理的问题论域和问题方式，使生命伦理学进入生命之“大同”与“大异”的辩证视域，尚需我们做更深入的前提分析或条件梳理。我们循此将有可能敞开一种新的生命伦理学的理论空间。 二 生命伦理是由生命自身的问题方式产生出来的。它与人类对生命自身问题的关注相连。它不是一个新论题，而是古已有之。 伦理学最初作为“反省生命是否值得一过”的一种哲学追问，本身就是生命伦理学。古希腊的“生命”即是“逻各斯”。中国儒家、道家都强调“生”或“生生”，生命就是“道”。 人类最早对生命现象的惊异，产生了文明早期的巫术、图腾、禁忌、神话、宗教等。 人类面临生老病死的生存体验，产生了最早时期的治疗实践，它是一种具有神性魔力的活动。生命自身的问题，集中在探求生命、自然、人、世界的同一性原理。哲学诞生于这种惊异，即对“一切是一”的惊异，且集中在“人的自我认识”论题上，道德原则构成了人“反省生活”的根据。形而上学传统，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包括基督教传统，把生命自身的问题归结为某种超验制约因素，某种同一性本源。生命在“大同”的抽象中，成为“干瘪的概念”。 我们从本源、根源、起源，思考同一性。 我们受制于同一性的幻象、起源幻象和人的超历史本质。这源于人之生命的“无限”，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恶的无限”，而是对限定的突破，是从“定在”到“在”，从“是者”到“是”的一种“进入”或“超越”。逻辑上，即是从“相异者”寻求“相同者”，从“分殊”到“同一”。 着眼于这个“同”、“大同”、“大全”来反省“人存在与他的世界”以及人之生命存在的奥秘和人之生活的意义，思考天与地，神与人，生与死，苦难与拯救，自然与自由，知识与道德等等，我们称之为一种“本体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适合于一种知识论的推论传统，适合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知识或真理之构造，适合于一种“无生命”的哲学“爱智”，它本身就是一种“敌视生命”、“反对生命”、“肢解生命”、“漠视生命”的道德或哲学。如果说，这里有一个生命伦理的话，那它在总的旨趣上，只能是一种“无生命”的“生命伦理”。 这是形而上学隐蔽的逻辑，它的实现将会宣告“生命现象”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我们今天已经身临其境。 这是一个悖论，着眼于生命之大同或大全，宇宙的、世界的、神的、人的，总之，着眼于地球生命之大同的知性梦想，反而肢解了人的真实生命。这是人类爱智梦想的深层悖论。我们来看看，这一悖论是如何在人的那种永恒性的追求中呈现出来的。 在历史中的人，老是要追寻一个超历史的根源； 在世界中存在的人，念念不忘瞩目于世外的根据； 终有一死的人，渴望不死； 有限者，一心想将自己结合到无限； 哲学家（黑格尔）的难题：他建造了一个壮观的大厦，自己却厕身于大厦旁的小茅屋。 哲学家的生命大同、宇宙大化、人生大道、世界大全的构想或理念，其之所以为“大”，是因为他将差异、细节、卑微、依赖、脆弱、庸碌的生命感性和世界现实抽离掉了。如此一来，哲学的历史传统在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寻求中，并没有真实地进入“人之条件”，因而它对生命的沉思也不可能真正进入生命伦理的问题论域。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然而，它构成了生命伦理尤其是生命伦理学的条件，一种不可或缺的历史谱系和精神资源。 这种从“大”处着眼，立足于“同”来看待人的生命存在和宇宙生命存在的哲学与伦理，其理论形态的完成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主体—形而上学传统”，其现实形态的完成就是“现代性”。现代性的“大”“话”，“大叙事”以及“齐一化”、“规整化”、“理性化”的“大”设计、大构想、“大实践”，不断地在制造科学的、进步的、自由的、公正的、经济的神话，也不断地制造着现代医学或治疗的神话。 现代性的“神话”既是“形而上学”大同梦想的完成，也是这一梦想的终结。完成即是终结。形而上学的实体主宰或主体控制的逻辑展现为“现代性”，其隐蔽的“逻辑”必然大白于天下，这个逻辑就是：不断重现的“大话”变得可疑，着力建构的最高价值开始贬值。对“大”的怀疑，对“同”的怀疑，演化为确定性的失落、根基的动摇、同一性的幻灭以及普遍的不信任。现代性进入到“后”的历史境遇之中，所谓“后现代性”即是一种重新检视、审理、消解、清算的“到时”。 生命伦理学的产生，即是从这种“大同”梦、“大全”理论和对“宏大”实践的怀疑、消解和清理的整体精神文化氛围中突破出来的。生命的细枝末节，脆弱，受苦，依赖，在具体的治疗或实证的案例中，在医院场域、公共卫生情景、技术运用条件、生殖干预方式等特定的条件下，面临伦理冲突和道德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