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8)04-0046-07 在西方传统中，个人自主性是现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基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给予个人以自我管理的能力，使他独立于形而上学秩序或在社会等级制中的既定位置，并对这种价值加以道德的权重，是启蒙的人本主义的产物。而现代自由主义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因此，现代自由主义背负着由这份遗产所引起的争议。 另一方面，真实性的问题也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广告里不乏“做你自己”之类的口号。生活中每个人也为如何制定自己的人生计划而苦苦思索。成人的问题不仅仅是年龄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你开始了独立的人生旅程，在这个旅程中你要为自己确定人生的方向。 真实性与自主性理念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关系，在笔者看来，它反映了现代性问题内在的复杂性。本文拟从这两个核心理念出发，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分歧及争论做一番梳理，并进一步探究这场争辩背后哲学理念上的深刻差异。 一 历史梳理 自主性与真实性的理想在哲学史中源远流长。尽管本真性这个概念的明确提出比较晚，但求真的渴望自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已开始。德尔斐的神谕“认识你自己”成为苏格拉底终身奔走的哲学事业。“认识你自己”意味着“关心自己”，而“关心自己”具体指的是精神性的全部条件，一整套对自身的改变，它们是人们可能达至真理的必要条件。①自主性从来不是任意而为，它是建立在真实了解自身基础上的合理行为的能力。为了真实地了解自身，我们可能需要修身，进行一系列的改变，所以玛莎·纳斯鲍姆才会把后希腊化时期的修身实践叫做“欲望的治疗”②。但欲望的治疗不等于熄灭生存和创造的欲望，从而失去行为的动力。所以在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理性与欲望的斗争。后希腊化哲学导致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禁欲主义后来遭到了启蒙运动的反叛，而以理性主义为主导的启蒙又遭遇了浪漫主义激进的反启蒙。③从卢梭和康德开始，自主性和真实性开始出现分离。自主性日益成为一种理性控制欲望的能力，而真实性越来越成为一种情感的表达。康德在道德的层面上来定义自主性，“道德自主性”指的是向自身施加客观的道德律令，这被视做所有道德的基本组成原则。自主性与康德的自由理想联系在一起，自由不可能在服从必然性的自然领域获得，只可能在服从理性的道德领域实现。所以自主性与理性能力是密切相关的，后者是前者实现的必要条件。但是古老的真实性的理想在此遭到了怀疑，至少是出现了断裂，因为我们无法认识到外部世界本身，我们至多只能认识到有关外部世界的现象，所以真实性不再是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同一，而是通过人性中被拣选出来的普遍性——理性——来加以保障和塑造的一种东西。浪漫主义则恰恰相反，浪漫主义者追求自身的完整性，追求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同一，并且他们认为这种同一性不是通过理性来达到的，而是通过感性来实现的，感性来自人的自然本性，是人与自然交流的通道。因而在卢梭那里，真实性变成了倾听“内在的声音”④。内在的声音绝非理性的声音，理性此时已经被当做外化为异己的、奴役人性的力量，成为条例化的道德规范或官僚化的制度安排。内在与外在、感性与理性、自然与社会，这种二元式的对立在现代哲学图景中比比皆是。 康德的道德哲学以人类共有的人性特征(暂且不去辩论理性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个问题)作为道德立法的基础，说明康德的视野是指向人类进行交往的可能性和必要条件的。悖谬的是，认为社会败坏了人性的浪漫主义者卢梭，同样走向了社会契约论。出于对历史必然性的信仰，卢梭认为，自然状态虽然美好，但人类不可能停留在自然状态，所以只能改变其生存方式，“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⑤。所以社会契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仍是保护自由或自主性，保护人的真实性问题。只因人是社会的人，所以如何构造社会以保护人的自主性和真实性就成为了卢梭的课题。卢梭与康德一样，都试图在人的内部与外部为自主性和真实性的实现创造条件。 但是，既然内在与外在、感性与理性、自然与社会的分离已经出现，自主性与本真性的再次分裂就是可能的，只要结合两者的条件不再具备。比如，康德的普遍理性被证明是先验哲学的构造，卢梭所设想的“公意”因权力僭越而退化为集权统治的工具。 自主性理想在西方理性化的过程中逐渐外在化、工具化而成为韦伯所说的“形式合理性”(工具理性)，这种形式合理性逐鹿的场所是一个祛除了价值的公共领域。在此，高效地达成目标是首要的。而以卢梭和浪漫主义者为代表的另一派将追求高贵的情感和人性的尊严逐渐内在化为个人生活的理想。于是，现代社会在形成过程中，将现代人的身份及两组代表性的道德理想均融入制度及实践中。它把经济、法律及政治结构等公共层次归于第一组理想，而把私人生活层次保留给第二组。现代社会试图使这两组价值臻于平衡，但理想的平衡并没有出现，理性蜕化为工具理性，不仅隔绝了原来打通内外真实性的理想，而且日益工具化的实践反而造成了理性的异化，造成了制度化理性对人性的宰制。为了反抗这种宰制，自存在主义开始一直到后现代主义的崛起，理性成为一个贬义词被排除了，理性似乎没有资格参与对本真性的塑造。由于一切普遍性都可能是权力伪装下的工具理性，那么道德实践也好，个人生活计划也好，都变成了纯粹私人的、主观的选择问题(这些选择常常带有反叛的色彩)。既然道德立场是不能论辩的，道德的差异是不能由理性来裁决的，当涉及道德价值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拥有一些最适合我们感觉的东西。这种思想氛围就是麦金太尔所说的“情感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它至少可以被叫做“主观主义”。所以我们目前所陷入的这种道德困境看来十分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