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时代产生了核伦理学。原子裂变改变了世界，却没能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因此，人类正在面临空前的风险。正是为了试图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摆脱核毁灭的空前灾难，寻求人类在核时代的共存原则，导致了核伦理学的兴起。核伦理学的研究在西方已有60多年的历史，已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和不同的流派。但是，随着人类核实践活动的广泛深入发展、核问题的复杂化，人类面临更多的核伦理问题，传统核伦理学已不能适应核开发利用的现实需要；核伦理学研究突破了原有范式，走向新的建构。 一、战争与道义：传统核伦理学的兴起 1.传统核伦理学研究的萌芽 核伦理学的发展被人类追求世界和平的强烈愿望推动着。核武器的出现使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反对核战争是现代人类和平运动的主要目标。而科学家是思考核伦理问题的先驱，正是科学家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不懈努力，促成了核伦理学研究的萌芽。首先关注核伦理问题的科学家是“弗兰克委员会”的科学家和罗素、爱因斯坦、鲍林等人，最早讨论核伦理相关内容的3个代表性文献是：《弗兰克报告》，《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原名为《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维也纳宣言》。 核武器实验成功的巨大威力，使科学家意识到了核毁灭性，于是由弗兰克组织成立了影响很大的“社会及政治影响委员会”(即“弗兰克委员会”)；1945年6月11日由该委员会的7名科学家签署完成了《弗兰克报告》。这个报告的主要观点是认为不可使用原子弹，原子弹一旦使用将带来一系列人类灾难。虽然《弗兰克报告》被美国政府否决了，但它却反映了这些科学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也因此成为战后影响广泛的文件。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是20世纪两位伟大人物，以“人类代表”而非个人身份发表的废止核战争、呼吁世界和平的宣言。“宣言”强调了核战争的危险，指出核战争的爆发可能会使人类及人类文明绝迹；为了避开这种危险，“我们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这种新的思考方法就是禁用核武器。“宣言”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将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转引自刘舜禹，第248页)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直接促成了普格沃什运动的开展。第一次普格沃什会议就是以该宣言为宗旨召开的，会议广泛讨论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和如何利用原子能的问题。第三次普格沃什会议于1958年9月发表了《维也纳宣言》。“宣言”主要强调了核战争的巨大毁灭性和核试验对人类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强调了科学家的责任以及技术的和平利用与国际合作。这个宣言至今仍然被当作普格沃什运动的宗旨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并被广泛引用。 这三个文献及其相关运动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自此核伦理问题逐渐成为了科学家和政治家以及广大公众关心的话题。许多科学家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运用颇具职业特点的方式开始了核伦理学的相关研究，其中一种突出的方式是积极开展针对核武器的使用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科学研究，用科学事实向人们讲述核战争的危害，以唤起人们的道德良知。在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方面，科学家提出了“核冬天”的预测性理论：这一科学理论告诫人们在核战争之后，由于大气层中充满了致命的放射线、化学物质以及烟尘而出现长期的寒冷和黑暗，不论有罪或无辜，也不论强者或弱者，所有人将无一幸免；更重要的是，它提醒人们，核战争不仅对交战国的人民是致命的打击，就是那些不介入战争的国家也不可能幸免于难。(傅静，第229页) 另外，科学家还研究了核放射性对人和生态环境的危害。分子遗传学家穆勒义提出放射性物质对地球上的任何有机体都会产生影响，严重的会造成伤害：引起基因突变、生物变异，导致多种病症，像白血球增多症、骨癌等，而各种遗传性疾病的发生会直接影响人类的生育能力和生育质量，其对后代(不只一两代)所带来的生殖能力的损害是不堪设想的。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具有强烈责任感的科学家在为防止核灾难而努力。 2.传统核伦理学研究的兴起及其发展 如果说科学家对核武器及其战争毁灭性的道德思考和作为催生了核伦理学研究的萌芽，那么社会学家的加入则使核伦理学真正成型和成熟。科学家为防止核毁灭所进行的积极的核道德伦理思考和实践活动，使核开发利用的伦理价值开始受到关注，进而使核伦理学研究得以迅速展开，特别是关于核武器威慑战略伦理、外交及其道义问题的研究。传统核伦理学形成于上世纪50—60年代，成熟于80年代，其间曾出现过两次研究浪潮： 第一次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随着越南战争的发生和升级，不少西方学者转向核威慑战略理论的研究，其间问世的有阿尔佩罗维茨的《原子外交》以及基辛格的两本堪称为“改变美国战略思想”的代表著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1957年)和《美国对外政策》(1968年)；第二次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其重要标志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伦理委员会和哈佛大学核伦理学研究小组成立。 1986年约瑟夫·奈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核伦理学》一书，将第二次浪潮推向高潮。该书是传统核伦理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它的出版标志着以研究核武器及其道义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核伦理学的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