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8)02-0053-06 ［收稿日期］2007-10-16 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起飞与社会的发展，公德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公德对于社会发展之重要以及国人公德意识之薄弱，似乎也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思想界的一致看法。这种看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从20世纪初开始，梁启超等人就已经揭示了国人公德意识薄弱的现状和现实。但是，对于国人公德意识为什么薄弱以及如何才能有效地建构社会所急需的公民道德问题，中国思想界却似乎是一再地走入误区，并且由一个误区走进另一个误区。这是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的，因为只有深入展开对其薄弱之真正原因的探讨，才能够有效地确立建构社会公德的基本前提。 一、在中西横向比较背景下对道德的二重分划 公德与私德的概念及其划分都起源于梁启超，他在20世纪初开始谈论公德时，实际上是在中西横向对比的大视野下从日本引进了公德概念。因为从传统的角度看，道德是无所谓公私的；只有引进了公德概念并且以之作为社会需要和发展的标准之后，传统的道德才被冠以私德的称谓。 1902年，梁启超首先从“我国民所最缺者”的角度提出了公德一说。在《论公德》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1](P553)。显然，就问题的提出而言，梁启超当时确实是从国家振兴与民族崛起之急需的角度提出公德概念的。 但梁启超的公德概念又是从中西横向比较的角度提出的，并且也是由此来说明公德与私德的差别以及东西方不同的道德概况的。他分析说：“道德之本体一也，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1](P554)。由于梁启超是在中西比较的背景下形成对道德之二重分划的，所以，他也就反过来从公私道德之不同标准的角度来说明东西方的道德状况： 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 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即人群）伦理，曰国家伦理。 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微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1](P554)。 在梁启超关于道德的二重分划中，其急于建立公德之目的自然不待言说，但这一划分却存在着两个明显的问题：首先，从公德概念的提出到对道德问题的二重分划，其实都是在中西对比的大前提下作出的。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种横向比较固然有其不可避免性，但 这一比较同时也开启了一个负面的先例，这就是以西方的公德为标准，并且坚持以西律中；而在他对道德形成公私二重划分的同时，他又明确地以“新伦理”和“旧伦理”指谓东西方的道德，由于西方长于公德，因而也就成为中国学习、效法的榜样；而中国则只有“旧伦理”且又长于私德，因而也就成为反衬和被批评的对象。其次，由于西方以公德见长，因而与之对应的东方，其所谓道德也就只能成为个体私人之德了。对 20世纪的中国来说，这一开端也就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一方面，在整个20世纪，“公德殆阙如”往往成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一言以蔽之”；另一方面，中国近代以来的一切民族厄运，似乎也都可以从其“重私德而轻公德”的角度作出说明了。 当然，在梁启超的视野中，其所谓中西、新旧以及公德、私德其实并不带有明显的价值褒贬意味，甚至可以说就是一种中性的划分。所以，在《论公德》一文中，他同时就明确指出：“私德公德，本并行不悖者也，然提倡之者即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1](P554)。这说明，梁启超虽然对应于时代之所需而提倡公德，但他并不轻视私德。一年后，他又专门作了《论私德》一文，认为“私德与公德，非对待之名词，而相属之名词也”；“公德者，私德之推也”[1](P622)。凡此都说明，梁启超虽然提倡公德，但却绝非藐视私德，他甚至还认为，“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因为在他看来，“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欠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1](P622)。这些看法说明，梁启超不仅不轻视私德，而且对私德之于公德的前提基础地位也是认识得非常清楚、非常到位的。 但是，由于梁启超的研究是在中西横向比较的背景下展开的，而且他对中西道德之“新旧、公私”的划分也必然含有一定的价值评价意味，这就开启了一个具有明显的负面意义的先例。如果说“中西”本身并不带有褒贬意味，那么“新旧”、“公私”这些称谓却无论如何都无法脱离当时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在经过《天演论》的传播，社会进化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对传统道德之“旧”与“私”的定位也就必然使其成为需要唾弃的对象了。加之其同时又以“新”冠名公德，所以虽然其本意是为了探讨“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但由于他同时又以“知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1](P556)为号召，如此一来，中国传统的旧道德，作为一种已经过时的私德，也就只能成为唾弃的对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