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08)02-0064-05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提出了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要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也汲取了传统文化中关于荣辱思想的精华。早在先秦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就有关于荣辱思想的论述，其中以荀子的荣辱思想最为全面、系统。研究荀子的荣辱思想，深入了解荀子对于荣辱内容的探究、对于荣辱价值的探讨、对于荣辱养成的探索，对于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荣辱思想的精华、进一步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荀子对于荣辱内容的探究 知耻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对荣辱问题的探讨也是我国伦理思想史上十分重要的内容。孟子提出“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上》），首次将荣辱作为一对范畴进行定义，并将“仁”作为区分荣辱的标准，荀子继承了孟子荣辱思想的内核，在道德领域对荣辱内容进行了更为详细和系统的探究。 首先，荀子界定了荣辱的基本内涵 荀子的荣辱概念是和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荀子》开篇的《劝学》中他指出“物类所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荣辱属于道德概念的范畴，是对人进行道德评价的一个标准；另一方面是指荣辱和德行是相匹配的，美好的品德获得荣誉，败坏的品德招致耻辱，这就需要发挥后天人为的作用。荣辱的得来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随意的、无规律可循的，而是在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修为得来的。 在明确荣辱道德范畴的基础上，荀子首先对荣辱概念进行界定。“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荀子·荣辱》）。简而言之，先义后利为荣，先利后义为辱。荀子又进一步详细列出了荣辱的一些具体表现。“材悫者常安利，荡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体也”（《荀子·荣辱》）。荣就是安全、得到利益、常通达、制人；而辱则是危险、受到危害、常穷困、受制于人。可见，荀子把荣辱和生活中的具体现实联系在一起，使道德层面的荣辱概念具有了现实意义。 其次，荀子区分了荣辱的层次 荀子的荣辱观更具特色和独创之处，在手他对荣辱进行了层次的划分，即认为荣辱“是有两端矣，有义荣者，有势荣者，有义辱者，有势辱者”（《荀子·正论》），从而把荣和辱划分为“义荣”和“势荣”、“义辱”和“势辱”。 “荣”分为“义荣”和“势荣”。“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荣”（《荀子·正论》）。“义荣”主要是指通过内在的德行修为，达到志意坚定，德行淳厚，知虑明辨，也就是在道德意义和精神层面上获得荣誉；“势荣”则是指由于外在的家世世袭的尊位，或是由于个人努力获得丰厚的俸禄，或是身体优势等获得的外在的现实和物质层面上的荣誉。这两种荣总的来说都是可取的，即便是获得“势荣”也要远胜于获得“义辱”。 “辱”分为“义辱”和“势辱”。“流淫污漫，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辱。詈侮捽搏，捶笞膑脚，斩断枯磔，藉靡后缚，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辱”（《荀子·正论》）。这是和“义荣”、“势荣”相对应的，一个是精神层面的耻辱，遭受心灵的考验，一个是物质层面的耻辱，经受身体的考验，这两种辱都是不可取的，都是应该避免的。 “义荣”和“义辱”是荣辱的两个端点，两者是绝对对立的。对于“势荣”和“势辱”则是需要加以细分的，因为“势荣”、“势辱”是根据外在表现划分的，按照荀子对于荣辱的界定，并不完全属于荣辱的真正范畴。尽管“势荣”只是表面的，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而且随时会失去，但是荀子并不完全反对“势荣”，而是提倡利用有利的外在条件追求义荣。对于“势辱”则要有一颗平常心，不要患得患失，“势辱”并不影响君子追求真正的荣誉。“义辱”是我们必须摒弃和避免的，只要坚持自己的道德修为就可以获得更高层次的荣誉。不思进取、没有德行的小人不仅没有“义荣”，而且连自己原来拥有的“势荣”也会失去，最终同时遭受“势辱”和“义辱”；只有具备美好德行的君子才可以将“势荣”和“义荣”同时获得。 再次，荀子明确了荣辱的实质 荣辱有着丰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我们怎么来判断什么是真正的荣辱呢？通过荀子对荣辱的划分标准，我们可以明确荣辱的实质在于义利之分。获得荣的根本要求是先义后利、义重于利，招致辱则是因为先利后义、以利害义。所以正确对待义利关系问题是求荣避辱的关键。荀子对义利关系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述。首先他认为“义与利者，人之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荀子·大略》），义和利的存在对人来说都是必要的，没有利的需求和满足就不能维持生存。问题的关键在于义利的差别，荀子的荣辱思想明确提出了先义后利，也就是把义放在最高位置，尽管尧舜不能消除人民对利益的追求，但是尧舜能称王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创造了一个盛世，享有万世盛名，是因为“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大略》）；而桀纣之民也有好义，但是最终身死国灭，遭万世耻笑，是因为“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荀子·大略》）。荀子认为合理的利益追求是人必须的，但是只追求利益会导致社会混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重义的目的不在于消除利益和欲望，而恰恰是为了实现合理的利益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