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①

——兼论中西哲学比较应有之心态

作 者:

作者简介:
戴兆国,男,1971年生,安徽宣城人,安徽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

原文出处:
孔子研究

内容提要:

牟宗三依据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分析批判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指出康德只有道德的神学,而无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的批判基本上没有真正把握康德道德哲学的实质,因而其批判是落空的。由此,也使得我们反思在进行中西哲学比较和融通的工作时,必须本着宽容的哲学心态,依据恰当的立场,来分判中西哲学的特点,从而获得对各自哲学理论实质以及哲学问题的把握。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8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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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627(2007)06—0045—12

      道德形而上学作为道德哲学理论的奠基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依照不同的道德奠基就会产生不同的道德哲学理论。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以其对于道德哲学的奠基工作和对道德理论的多方面探求,影响了其后道德哲学理论的发展。如何从中国哲学角度来理解和吸收康德的理论,无疑是中西哲学比较与对话中的一大问题。

      在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吸收和改造过程中,牟宗三以一己之力,消化和疏解了康德的三大批判,并依照自己的理论判断对康德的哲学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改造。本文集中围绕牟宗三对康德道德哲学理论的批判,来分析牟氏此一批判的得与失,分辨疏解道德形而上学的实质,进而反思中西哲学比较应当采取何种方式与心态。

      一、从道德理性和人性论角度进行的批判

      1.人性论判分的前提

      牟宗三以其对于宋明儒学的分判,认为纵贯的哲学系统代表了儒家哲学发展的方向。依此立场,他对儒家的“道德理性”观念进行了集中的论述。在他看来,若依宋明儒家三大学说,道德性的天理是本心性体之显发。本心性体或於穆不已之道体性是寂感真己,是创造之源,是直贯宇宙之生化或道德之创造。自宇宙生化之气之迹上说以及自道德创造所引申之行为之气之道上说,是实然、自然,是服从因果律,但自创造之源上说,则是当然,是服从意志因果的。如是,则这种契合是很直接而自然的,不必须曲曲折折强探力索地去艰苦构建了。“他们自始就有一种通透的、具体的圆熟智慧,而把那道德性之当然渗透至充其极而达致具体清澈精诚恻怛之圆而神的境地。这里是一个绝大的原始智慧,不是概念分解的事,说艰难也艰难,说深奥亦深奥,可是把这一关打通了,说容易亦容易。在圣人之开发此智慧原是自天而降,不是经过概念分解的,所以也可以说得简易。……若把这一关打通了,那道德底当然与自然的实然之契合便不是问题,而是结论了。若无这原始智慧,则只有像康德那样认它为直接搏斗的问题所在而去强探力索、曲折建构了。这是中国儒家言道德之当然与康德的道德哲学之最根源的而为人所不易觉察到的差异处。”②

      进而,牟氏指出此种圆神之境有三义:

      (1)是原始儒家“践仁尽性”之表达,圣人“通体是仁心智慧”所涵摄。(在我们今天看来,圣人已经是一个遥远的话题和符号,对圣人的赞美不过表明人类尚未失去追求无私,反对自私之心。“人们对托尔斯泰、圣·弗兰西斯、殉难的基督和各个时代的圣人倍加崇拜,这证明自私的人类在其内心深处就懂得他们不应该自私,从而崇拜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但却不能成为的人。”③)

      (2)是一种生命整体的体现,融合了形而上(本体宇宙论)的宇宙情怀。

      (3)在道德的践仁尽性工夫中有着严整而纯粹的决断。

      牟氏认为第一义即是融摄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所说之一切。所不同的是康德是从自由意志讲,儒家传统则是喜欢从“性体”讲。“自由意志经由其自律性所先验提供的普遍法则是道德行为底准绳,而依中国传统,则是主张先验的普遍道德法则是性体之所展现。惟中国传统并没有像康德那样,费那么大的力气,去分解辩解以建立它的先验性与普遍性,而其重点则是落在‘尽’字上(尽性之尽),不是落在辩解它的先验性与普遍性上。”④ 因为这是随天命之性而当然定然的,是不待辩解而自明的,是由精诚的道德意识所贯注的原始智慧随性体之肯定而直下其为如此的。

      精诚的意识从何而来,原始智慧又如何得到贯注而直下获得此道德意识,实在是非常复杂难辨的。此等概念混杂或日通过概念之奇诡难解来压迫心灵的做法,不可能使人获得清晰明白的观念。所以牟宗三自己也认为,若能照康德那样去辨,也是好的⑤。

      其实,当牟宗三把仁说成一种先验的普遍法则,并将之作为随具体生活之曲曲折折如水银泻地、如圆珠走盘、遍润一切而不遗的一种普遍时,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犯了一种自然主义谬误⑥。不过,牟宗三一定是不赞成我们的反驳的。因为在牟宗三的观念中,他不仅认为仁之普遍性无须辩明,即使需要辩明,也不必采取康德辩解的方式。在牟宗三看来,只要是正宗而透澈的儒家没有不对仁的普遍性表示断然的肯定。我们无法对这种理论下任何的断言,因为,这可能是缺乏现代哲学的意识。我们可以说,在特定的哲学立场上,哲学家可以认定有某种他人无法领会的对象存在。但是当我们无法在既定的语言系统中予以清楚的交流和辩白,这种理论的普遍性就要大打折扣了。相反,康德正是因循这一方向,以分辨人类的理性能力为责任,追求一种哲学的“清明”,因而其哲学早已经是现代哲学黎明之境中的万道曙光了。

      众所周知,康德提问的方式已经代表了一种哲学追问的态度和进路,在很大程度上,康德已经扬弃了古典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传统。康德所追问的科学形而上学(包括道德形而上学在内)何以可能,就表明他已经摆脱了传统形而上学追求实体、本质存在的影响,开始面对事实(生活世界)本身了。这也是康德从普遍性出发追索到哲学的实践理性之路的根由所在。

      牟宗三可能还没有这种自觉意识,或者说只是朦胧的,这是由他的护教、判教立场决定的。牟氏依据这种道德理性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人性理论,进而对康德的人性论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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