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8）01—O104—04 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西方要回归公民社会，都在追求理想社会，而这种追求都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出的。因此。无论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回归公民社会，都不能离开市场经济来谈。伦理道德是与市场经济关系最密切的社会意识领域。在西方，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性道德评价，促进了使其回归公民社会的趋势。在中国，道德对市场经济在顺应中规范，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想先考察一下国内外道德与经济关系的两个复杂问题，然后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设谈几点看法。笔者的主要观点是：和谐社会的道德建设应注意对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这种建设尤其应深入到经济实践、生产过程中，立足于对劳动者的实际道德权利的肯定和捍卫。 一、伦理道德与市场经济：完全顺应还是制约规范？ 恩格斯说：“经济影响往往通过政治形式的作用，对哲学等领域发生作用，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1] 这就是说，他认为：其一，经济并不是直接决定意识形态的；其二，往往通过政治形式对意识形态发生作用；其三，经济的间接作用只决定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不是全部。与我们的论题有关的是，经济与道德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以前认为，恩格斯仍然肯定经济是起决定作用的，只是作用的方式不同，如上述三个要点。但是，当我们现在实行市场经济，发生了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后，才发现，我们面临的问题远比原来的理解要具体复杂，这包括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对伦理道德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或者说，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究竟是怎样的影响？具体来说，市场经济究竟是在削弱还是增进传统美德？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它是否能鼓励或提供新的美德？美国经济伦理学教授金黛如（Daryl Koehn）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她认为，传统美德植根于智慧，市场经济的发展破坏了这些美德，它促进的是对身价的欲望，而不是对智慧的追求；市场经济也不能促进新道德的产生，因为市场经济使消费主义盛行，而消费主义流行之时，就是犯罪水平戏剧性增长之日[2]。金黛如教授的这种观点反映了西方经济伦理学界对市场经济的一种批判性看法。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西方一直持有的观念是：市场经济鼓励个人放手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结果反而会有助于公共的善。但现在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道德的负面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其他部分与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它们对市场经济应当起什么作用？顺应还是制约规范？2007年瑞士经济伦理学教授乌尔利希（Peter Ulrich）在其应邀为《经济伦理学年鉴》而写的论战文章《共和自由主义与市场自由主义》中强调：因为市场经济本身没有目的，它只是美好生活和人类在社会中共存的手段，所以提出必须使“市场经济嵌入到公民社会中”，即用公民社会来规范[3]。这实际上也是西方上世纪70年代中期爆发的“经济伦理运动”以及在这一运动中诞生的经济伦理学科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因此可用于社会领域社会活动的伦理价值、伦理关系、伦理责任也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和组织所无法回避的。因此最近30年来，与近代以来经济动机从宗教和文化联系中独立出来、经济领域商业活动被排斥在社会伦理制约之外的观念不同，在西方出现了使这一领域重新回归社会、回归公民社会的趋势。这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总体评价有关，也因此提出了他们的社会理想。例如，德国经济伦理学教授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在其名著《资本主义的伦理学》中就明确表示：“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在这个社会里什么也买不到；我们也不想生活在一个‘有效率的、富裕的’社会里。”在他看来，作为一种社会理论，资本主义是不充分的，从根本上说，它是生产、交换和协调的一种经济学理论，它不重视社会行为和政治组合的重要方面，在协调理想中，把自由和效率变成了唯一指导行为的价值，因此要求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和伦理规范，使其能满足人们对本质生活的追求[4]。全球领袖企业组织（Caux Round Table）全球执行董事斯蒂夫·杨（Steven Young）的《道德资本主义》对西方人有关“资本主义是否有未来”的质疑的回答是：资本主义本来有伦理标准，但遭受短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取代文化价值的唯我主义理性精神的危害，无视亚当·斯密的理想，而堕落为野蛮的资本主义。他论证说：对此的出路是用经济伦理原则来构建一种道德的资本主义，这样可恢复大众的信心，为所有人创造财富，结束贫困，解决由野蛮的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疾病[5]。概言之，他们对这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制约而不是顺应，或者说从近代的顺应到现在的制约。正如首届“国际企业、经济学和伦理学学会”（ISBEE）主席里查德·狄乔治（Richard T.DeGeorge）所概括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自由企业的恶可以通过立法、舆论和公众监督以及企业本身的自我约束来防止。有关这些限制的讨论、澄清和证明，就是以经济伦理学而闻名的学科所要做的。”[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