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07)06-0055-08 伦理学以善为研究对象，这一点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在古代，由于不能抽象出基本的平等自由权利作为正义的社会结构的前提，所以制度和人的行为的正当性就只能由各种善的价值来证明。美德是人们的灵魂的善，所以正义在古代也是灵魂的美德之一，甚至是总德，这样，正义与美德实际上是统一的。在西方近代，人们认识到善的争取需要一些前提性价值，那就是正当，这种正当价值被认为是对人们的抽象的平等自由权利的保护，这就是社会正义。我们必须在正当的即保护人们的平等自由权利的条件或制度安排中，才能追求我们所认为的善。这样一来，美德作为灵魂的优秀品质，就变成依赖于正义原则的欲望情感品质，而没有独立的标准。 所以，在道德思考的过程中，正当与善的关系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情形中：要么以善来规定正当，要么以正当来规定善。这两种思路，代表了非常不同的伦理学理路，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道德精神。一般说来，古代伦理学比较偏重前者，循此理路，善就蕴涵着正当，正义与美德就会统一在一起；近代伦理学比较偏重后者，循此理路，正当就会取得对善的优先地位，正义与美德就会逐渐分离。 一、古代以善蕴涵正当的伦理学特征 古代伦理学有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把伦理学看作是对人生行为的指导，也就是说，看作是在追求各种善的过程中的理论向导，即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在这个过程中，有关善的定义就是伦理学的关键之点。总的来说，希腊人对善的思考有两个路径。第一，思想“善本身”或“至善”，即认为必须存在着一种“至善”，其他事物和行为只有在这种至善的规整下才有善的价值。这一方向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第二，认为善就是对人生有益的具体事物。凡是有利于我们的感官快乐和灵魂宁静的事物、行为、情感，就是善的。这一方向以伊壁鸠鲁为代表。这两种思考路径，都以善的目标的实现来证明我们行为的正当性。 第一种思路表现为如下情形：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有着诸多的差异，甚至对立，但是在以至善来保证具体事物的善，并证明行为的正当性方面，却是一致的。柏拉图在这个问题上遵循以下思路。 1.最高的善是一种与个别事物不同系列的善理念，即善本身。他认为，善理念居于理智世界的顶端，其特征是完全的可理解性，于是，相应于善理念的认识形式就是辩证法。那么善理念与各种善的关系如何呢？柏拉图认为这类似于太阳与可见世界的事物的关系，即善理念并不是理智世界中的一个，而是使之获得可理解性、真理性、善的价值的源头。这就说明善理念要更美、更可敬得多。一句话，善本身是真理与知识的源泉，在价值上是最高的。最后，他抖出了这个比喻的真正含义；“知识的对象不仅从‘善’得到它们的可知性，并且从善得到它们自己的存在和本质，而善自己却不是本质，而是超越本质的东西，比本质更尊严、更强大。”[1] 这种最高的善理念在伦理学上的重要性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伦理学探讨人怎样才能行为优良，过一种“好生活”，这就必须探索一种本身就“好”（善）的价值理念，而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必须体现出价值关切，这些价值应该与善理念相似，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日常行为的善的价值和意义；第二，善理念是“整一”，它在性质上是多种善中的“一”，因而它是最普遍的，所以只有理性能够探索它，在善理念的光线的照耀下，具体的真理和知识才能为人所知，是它使得人的理智的功能得以发挥，并得以提升为理性。善理念的设定，就意味着要让人们行为善良，就应该使人们的灵魂得以转向，即是说从专注于生灭事物转到专注于永恒事物。这当然是智慧之德。同时，勇敢、节制之德都必须在理性的统辖下，才有善的价值。而正义则是心灵中的理智、激情、欲望三者各自发挥自己的功能并能相互和谐统一的状态。所以，正义是灵魂的总体德性，是灵魂处于总体良好的状态。只有能达到以上的善，我们的行为才是正当的。 2.善理念学说还能规定社会制度的正当性。柏拉图认为，社会制度的正义性，就表现在能够实现社会秩序的优良性。在他看来，社会存在的结构功能应该发挥得优良，即达到善的状态，由此就规定城邦应该由三个阶层即统治者、护卫者、农工商人组成，这三个阶层各自发挥自己的功能，又能和谐统一，就是城邦的正义。需要注意的是，这同样是从理性的至上地位中引申出来的。他要求统治者具有智慧之德，能够明确认识到城邦的整体利益。统治者应该是“哲学王”，护卫者、农工商人都为着哲学王所认识的整体利益而工作，这样的城邦才是正义的。 亚里士多德则持一种目的论立场，首先肯定人的任何行为都有着自己的目的。但是目的有一种高低的秩序，为了不至陷入无穷追溯，必须有一个自身即是目的，而不以其他任何东西为目的的绝对好的东西，那就是“至善”。人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生活的整体之好，我们不能设想在生活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目的，而生活的整体之好就是幸福，于是幸福就是“至善”。所以，其伦理学是人生论，其哲学特征是有机论。他也把能服务于善的思想、情感、行为看作是正当的，并把能实现至善的制度看作是正义的制度。 于是，我们看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是由善来规定正当的。由于幸福就是人心灵的各种功能得到培育和发挥到优秀状态（这是“美德”一词的本意），这样人的生命就像花朵一样绽放，达到了兴盛状态，于是人就能够自我体验自己的生命力量，特别是精神力量，达到一个完满的自我证实，这就是“幸福”（eudaimoniea，英译为happiness是不太恰当的，而应译为human flourishing）。所以，他把一切能够培养人的美德、达到幸福的行为都看作是正当的，而把妨碍美德的塑造培养、达到幸福的行为都看作是不正当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本质上是“使灵魂的状况良好，运用沉静而有序的运动，使它的一切部分都和谐”[2]。心灵的最大祸害就是各种心灵能力的不和谐或相互冲突，只有心灵和谐有序，我们才能做得恰到好处，这样的行为才会受到称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止境地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就表明其心灵品质是一种过度——“贪婪”，它会妨碍我们的幸福，所以是不正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