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批判与科技伦理的重建

——评威廉·莱斯的科技伦理价值观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4)

原文出处:
淮海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威廉·莱斯系统地考察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指出“控制自然”观念自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和控制人的工具,它必然会导致自然的异化和人的异化。莱斯强调只有实现制度的变革和科学技术伦理价值观的转换,才能实现自然和人的解放。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8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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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99(2007)04-0001-04

      威廉·莱斯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并通过考察“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揭示了“控制自然”的伦理意蕴,提出了重建科技伦理,实现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任务。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系统阐发莱斯的科技伦理价值观及其理论得失。

      一、“控制自然”观念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

      莱斯坚决反对那种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因于无偿使用自然资源的观点,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把“自然”完全看作是一个为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必然会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流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导致人们用非理性的方式对待自然。在他看来,起源于文艺复兴的现代“控制自然”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为此,他具体考察了“控制自然”观念演变的历史,揭示这一观念何以成为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

      “控制自然”观念首先萌芽于古代宗教神话。古代宗教神话较早意识到机械技术既能增强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又能带来野蛮后果的两面性质,因此对技术充满恐惧。为了摆脱这种恐惧,古代神话和宗教设想自然是具有“精神”属性的,并要求人们通过礼品和礼仪来安慰自然的精神。莱斯指出,与古代其他宗教神话不同的是,犹太基督教则强调人是地球上唯一具有精神属性的存在物,因此人和上帝一样具有享有和统治自然的权力,强调人胜过所有的动物不是靠力量优势,而是因为其理性和知识。但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自然”在人们面前还是具有双重意蕴的:一方面,自然作为神的创造物,它具有神圣性,是理解神的意图的辅助工具;另一方面,它又被看作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来源,由此必然产生对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和行为方式。而在文艺复兴之后,人们形成了一种新自然观。

      莱斯指出,文艺复兴运动是现代“控制自然”观念的根源,它的突出特点就是重新发现了人和自然。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高扬人的力量,把人的力量等同于神的力量,出现了“一种不断增长的对自然‘奥秘’和‘效用’的迷恋和一种要识破它们以获得力量和财富的渴望”[1]35。培根更加清楚地论述了“控制自然”的观念,并把宗教和科学看作是恢复人类被逐出伊甸园所失去的道德清白和统治权的两种形式,从根本上奠定了现代“控制自然”观念的内涵。在他看来,人类恢复道德清白依靠的是宗教,恢复对万物的统治权依靠的是科学,这实际上划定了科学和宗教的不同领域,将自然知识和道德知识区分开来,从而将脱离操作效果的自然哲学看作是无用的,价值问题由此成为科学领域之外的课题。通过以上区分,培根消除了人们关于科学研究会动摇宗教信仰的恐惧,把控制自然的观念彻底世俗化,进而把科学知识和技术看作是人们用以强迫自然服从人类需要的工具。

      莱斯指出,培根所阐发的现代“控制自然”观念造就了17世纪欧洲人的新自然观,其基本特点是从关注自然的神奇转向了关注发现控制自然的工具,以便获得自然隐藏的财富。由此,如何通过改变思想方法来发现和形成控制自然的工具和仪器,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控制自然又必须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来实现,由此导致了“控制自然”观念与现代科学的结合日益紧密,人类社会就是通过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工业体系来不断改造自然界,从而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的。由于人们把控制自然能力的增强视同为人类能力的增强,最后导致了一种新世界观的确立。这种新世界观从实用的角度看待自然,用操作主义和工具主义来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关系。这种新世界观的奠基人是培根,正是他赋予“控制自然”观念以现代形式,并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看作是对“控制自然”观念正确性的证明,最终使控制自然与社会进步等同起来的观念成为现代社会的信念。

      可以看出,正是现代“控制自然”观念导致人们丧失了对自然的尊敬,并借助科学技术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简化为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工具性关系,片面强调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的滥用。因此,“控制自然”观念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

      二、“控制自然”观念的生态后果和社会后果

      莱斯指出,虽然“控制自然”观念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但是人们对于“控制自然”观念的理解和认识实际上是存在着误区的,这突出体现在人们只是抽象地谈论“控制自然”观念,看不到控制自然与控制人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不能正确地评判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本质,无法说清科学技术的生态后果和社会后果。

      莱斯是通过评论马克斯·舍勒的知识社会学来说明建立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现代科学本质的。他指出,舍勒的知识社会学把现代科学称为“控制学”或实证科学,与之同时并存的知识形态还有形而上学和宗教思想,舍勒并没有把人类所有认识形式都看作是人类的权力意志力图控制自然的体现,而只是强调实证科学才真正体现了人类力图控制自然的意图。在舍勒看来,实证科学原本是形而上学知识的一部分,只是到17世纪才逐渐从形而上学的监护下解放出来。实证科学排斥形而上学,并力图把自然变成服从人的目的的实践领域。莱斯认为,舍勒的“控制学”概念是不完整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舍勒的“控制学”只看到了技术运用的有益后果,而没有关注到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这就意味着舍勒所说的“控制自然”概念本身就是含糊的;另一方面舍勒没有看到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内在联系,没有看到控制自然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人,没有认识到技术运用是否合理取决于社会历史结构基础上社会集团的性质。在莱斯看来,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现代化,控制自然与控制人实际上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这突出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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