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07)06-0025-06 作为道德哲学家，大卫·高塞尔旨在使用一种契约论方法去确定道德的理性基础。他认为，合作性的活动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囚徒困境中，在这一境遇中，个体对协定的背叛而他人对契约的遵守能够获得最佳收益，所导致的是社会和个体次优的结局，人人都预期被他者欺骗的困境，使人们不能达致自然的利益和谐，要获得合作剩余(cooperative surplus)，就必须对个体的自利追求进行道德约束，使他们按照协定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才能够获得他人的信任并成功地合作。 一、博弈困境与契约路径 在博弈论的语境中，囚徒困境这一互动结构呈现了这样一种境遇，处在两难困境中的个体，基于自利最大化的理性而选择了作为各自占优的“不合作”策略，然而每个博弈者选择其“最佳”的个人策略所达到的均衡，却不是共同的最佳结果。作为博弈论的标准表达式，囚徒困境这一“悖论”似乎没有仅仅停留在人们的逻辑思维视域中，相反，它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激发着人们对于理性限度的深刻洞察力。这一著名“博弈玩具”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其之所以在哲学讨论中占据中心地位，不仅在于它提供了探究人类互动中合作与秩序实现的思考范型，启示着对于参与者的理性决策和道德之间内在联系的认识，同时，也在于对每个人来说是合理的决策，从所有个人的决策处境看却是有缺陷的境遇特征。 应该说，两难处境博弈中个体所面临的决策结构，也一直存在于思想家们的理论叙述中，面对类似的境遇，人们也并没有放弃伦理学的努力。早在苏格拉底时代诡辩家们的视野中，格劳孔就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当人们在实践中经历了正义与非正义的历练时，才达成共识：既不要得不正义之惠，也不要吃不正义之亏。“打这时候起，他们中间才开始订法律立契约。”[1]46这样，强制性的契约成为人们摆脱困境的选择。而所谓的“霍布斯问题”，更是显见地突出了囚徒困境境遇的话题。霍布斯认为，人类本性自爱，在生存博弈中，由于人们互相疑惧，于是自保之道最合理的就是先发制人，用武力或机诈来控制一切所能控制的人。这样，“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2]。显然，这既削弱了人类维系自身存在的前景，同时，“人类的这种自然状态作为众所周知的囚徒困境的例证，……导致的是一个相互不利的次优结局”[3]15。因此，在这种基于欲望的自私主体追逐各自利益的“竞技场”中，面对着“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3]95的恐惧，自我保全的理智使人们有意趋于和平，以协定的方式并借助于强力威权来型构社会秩序，为摆脱糟糕境遇而寻求和平与秩序，理性的社会成员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相互妥协订立契约而获得安宁。如果说，在霍布斯的体系中既没有对人们的欲望加以合理改造的余地，也没有期望通过道德说教来改善人的倾向，那么，在高塞尔看来，他却“或许是第一位致力于发展在道德和利益之间看似悖论联系的哲学家”。[4]也正是镜鉴于霍布斯协定契约的理论，他竭力证明的是，在没有强制力约束的条件下，处于博弈境遇中的行为主体将理性而道德地行动，因此，他力图从理性中推出道德，来寻求人们之所以接受道德要求的内在根据。 正如高塞尔所言，当人们关注并追问道德和利益的特定关系时，囚徒困境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而非解决了这一问题，因而其道德理论的探究，就“通过定位在理性选择框架中个体利益和相互利益之间的冲突而开始”[5]13，并在反对休谟情感主义道德传统的基础上展开。他认为，“假定我们发现，……理性除了在决定事实时发挥作用之外，在行动领域是无能为力的，或者我们发现理性只是利益的女仆，那么超越利益的道德要求就必定也与理性相矛盾。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如像传统上的构想那样，道德的事业是不可能的”[5]1-2。因此，我们之所以要诉诸善恶、义务和责任，是因为对道德的要求，缘起于对我们应当做什么的行为的正确指引，而责任如果仅仅只是利益，那么，道德显然就是多余的。 因而其力图用一种契约论的解释路径，来论证道德规范的源起和道德责任的理性基础，这意味着，“既不是在我们的同情心中……，也不是在任何据称是独立于我们个体利害关系的客观义务中，来找到道德的基础，而是以受益于每一个人，并且也为每个人理性地接受的方式，在我们互惠事务的明智排序中来找到”[3]2。正是借助博弈论和讨价还价理论的分析框架，他证明了人们基于自身利益而选择道德行动的合理性理由，即为什么从非道德的理性选择前提中，道德要求能够普遍化为一种理性的约束，使参与者能够在其行为选择中接受道德约束。当然，要论证即使是在一次性博弈中，人们也将道德地合作，需要阐明的是人们理性服从其所接受的道德准则的合理性问题，这将引出契约论要素的说明。因此，高塞尔也有着对协定道德的原初境遇的理论要求。他认为，在这一境遇中，既存在着匮乏和竞争的动机，同时，也具有通过互动中的社会合作来获得潜在收益即合作剩余的可能，而协定的道德就始于这一原初的假定，在其中，“一个人被构想为不受约束的行动中心，致力于以他的能力和资源去实现他的利益”[5]9，但是，平等地追逐自身利益的理性参与者，却能够通过讨价还价过程中的自愿协定，来获得一致的正义原则，从而开显了道德的维度。 二、协定道德与正义原则 作为力图从理性中推出道德原则的阐释者，高塞尔认为，在讨价还价的境遇中，人们必须协定规则，来决定参与者的行动和在合作剩余中的分配份额，并达成一项可避免效率损失而陷入两难困境的有约束力的协议。作为人们在利益博弈中互动行为的结果，行为者的决策以及在可能行动之间做出决定，并约束行为者以一种公平的方式来追逐自身利益的理性原则，也就是人们协定的公平的道德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