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511（2007）05-0047-10 自古希腊思想至近代哲学，人们对价值判断的可证实性并未置疑，因为在这段时期，价值判断的可证实性得到了形而上学的保证，无论此种形而上学是以何种形态出现在哲学思想中。探究“价值判断是不可证实的吗？”这一问题的必要性是进入20世纪哲学之后形成的，确切地说是自逻辑实证主义开始以可证实性原则否定价值判断的意义之后形成的。对价值判断可证实性的否定是一个与对形而上学的抛弃直接相关的问题，逻辑实证主义正是在彻底否定形而上学的过程中提出了价值判断的不可证实性。尽管从古希腊的怀疑论到19世纪的经验主义，形而上学受到过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建构形而上学的努力一直占据着哲学史的主流，这种状况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20世纪以前的大多数哲学家都坚信他们能给人类一种绝对的价值准则，并坚信他们所提出的价值准则具有客观普遍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实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生活价值判断之间的不断冲突，使得哲学思维从形而上学的独断论中惊醒，哲学家们开始审视并追问曾经不可质疑的信仰体系，这种追问直捣形而上学存在的必要性；第二，现代逻辑的发展使得20世纪初的哲学家拥有了一种能够更加彻底反思形而上学真理性的工具，运用这一工具，逻辑实证主义淋漓尽致地批判了形而上学的非科学性，得出了形而上学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没有意义的结论。在形而上学被打倒之后，价值判断的意义也遭到了否定，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形而上学包括了全部的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他们以可证实性原则为武器，认为有意义的判断要么是逻辑分析命题要么是经验可证实的，但是价值判断既非逻辑分析命题，也不可能被翻译成经验事实命题，因而由于价值判断的不可证实性，从而导致了价值判断的无意义。 如果价值判断是不可证实的话，那么人们必然会对价值判断的意义和有效性产生彻底的质疑；如果价值判断是不可证实的话，那么哲学对人类生活的指导将会显得十分无力，理性的智慧将不得不让渡给无知、外在的压力和盲目的偏好。本文从“价值判断是不可证实的”这一论断的提出及其论证理由入手，检讨逻辑实证主义及其继承者关于价值判断是不可证实的这一理论的合理性，并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原则及其否定价值判断可证实性的理由的批判，力图消解人们对价值判断可证实性的误解，以重新确立对寻求价值判断意义和有效性的信心。当然，这种批判与探究并非是要再次投入到旧形而上学的怀抱中，而是要在后形而上学的时代探究我们如何寻求价值判断的可证实性这一问题，从而反对逻辑实证主义提出的价值判断是不可证实的这样一种论断。 一、逻辑实证主义等对价值判断可证实性的三种质疑 质疑价值判断可证实性的哲学家主要来自逻辑实证主义及其继承者情感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为情感主义奠定了价值判断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而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理性与情感的区分则为逻辑实证主义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源泉，休谟尽管作出了这些区分，但是直到逻辑实证主义那里，这些区分才真正成为价值判断不可证实性的有力论据。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价值判断的可证实性遭到了系统的批判。 可证实性原则最初是由维特根斯坦提出，并在维也纳学派那里得到充分讨论，他们希望用可证实性原则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决定一个命题或判断有无意义的标准是什么。只有确定了有无意义的问题，我们才能用科学的方式检验真假。经过卡尔纳普和艾耶尔发展之后的可证实性原则，不再是直接可以进行证实的实际的可证实性，而是一种原则上的可证实性。一个无原则上可证实性的命题或判断就是无任何可证实条件的存在。然而，即使在放宽条件之后的可证实原则下，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价值判断仍然不能称之为有意义，因为按照他们的可证实性原则，描述性的判断无法为规范性的价值判断提供一种证实的条件给予。依据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原则，价值判断是他们所排斥的对象，因为在他们看来，价值判断是一种不依赖于自然界而独立自存的价值领域的形而上学观点。纵观逻辑实证主义和情感主义的基本主张，我们发现他们对价值判断的可证实性，或对价值判断意义的否认主要集中于情感的任意性、语言的局限性和理性的无力性这三大方面。 价值判断与人的情感有关，这一点在20世纪初日渐成为人们的共识，逻辑实证主义和情感主义便是以此为理由而强烈否定价值判断的意义，从而宣称价值判断无非是人们情感的喊叫而已；对价值判断可证实性进行质疑和否定的哲学家紧紧抓住了语言这一工具进行论证，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可证实性是语词和语句有意义的标准，而价值判断的语词和语句无法满足这种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因而是没有认识内容的，因为价值判断所使用的语言，其要表达的功能在语言的界限之外，人们不能再根据价值判断所依托的语言对其进行意义的证实。对于理性，逻辑实证主义虽然在局部的观点上有所不同，但是都认为理性无法涉足价值判断的目标选择，所以即使理性能够有效地进行价值判断推理，其对价值判断的可证实性仍然徒劳无益，而且，作为“我思”结果的规范性价值判断，如若要通过普遍知识的表达方式规范“我”之外的“他者”，则必然会遭遇不同的评价标准之间的沟通性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