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学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

——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陆晓禾,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伦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原文出处: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应充分肯定资本的文明化趋势,而且应看到它的内在限制,并探索克服其矛盾的条件和途径。马克思有关资本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正确处理资本问题的钥匙;同时,已将资本用了四百多年的西方社会所探索到的,以“经济伦理学”而闻名的学科所研究和总结的经验教训,也值得我们借鉴。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08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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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7)10-0006-12

      2007年6月,山西黑砖窑真相经媒体揭露后,[1] 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愤慨和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黑砖窑工人大部分获救,黑砖窑犯罪嫌疑人也被追捕归案,受到了法律应有的制裁。但黑砖窑问题的发生及其背后的原因仍值得深究。黑砖窑主的贪婪残暴,究竟仅仅是个别人的品性问题、极端例子,还是在他们背后有某种经济逻辑在起作用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露了大量“资本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的血腥残暴现象,但他在“序言”中还是认为,“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2](p.10)当然,这并不是说,黑砖窑主不应该为他们的非法野蛮行为负责,而是要揭示使他们如此丧心病狂地强迫他人为自己卖命背后的经济原因。黑砖窑主的行为是否也是某种经济范畴人格化的体现?如果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种逻辑,防止这种“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马克思语)[2](p.273)发生呢?可以认为,黑砖窑事件不仅提出了政府和社会打击不法矿主,保护劳工、儿童权益的责任问题,而且表明了在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不仅应充分肯定资本的文明化趋势,而且应看到它的内在限制,探索克服其矛盾的条件和途径。在这方面,已将资本用了四百多年的西方社会① 所探索到的,以“经济伦理学”而闻名的学科所研究和总结的经验教训,也值得我们借鉴。

      本文拟以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和《资本论》有关论述为基础,结合最近30年国际经济伦理运动的成果,对这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引起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内在限制与过度文明暴行

      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是就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的。它不等于市场制度。后者只是资本存在的条件和基础,是资本所有者或经营者配置资源、调节生产的一种手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财富生产方式,即剩余价值或交换价值的生产方式,有其自身的逻辑或规律。我国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因此,如果说市场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那么利用资本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应该了解资本的性质及其运行规律。由于历史上资本只是在西方社会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成熟的生产方式,因此我们首先要以科学揭示这一生产方式的马克思的研究为基础。正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科学地揭示了资本的矛盾、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内在限制以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从而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正确处理现实资本问题的钥匙。

      马克思在《手稿》中写道:“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像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的结果。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3](p.395)在这里,马克思首先明确提出了“资本的文明化趋势”这一概念;其次强调了这一趋势并非只表现为外部的结果,而是包含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具有必然自在的性质;第三指出了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不仅包含文明化的趋势,而且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

      那么,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究竟是怎样的趋势?它与那些潜在地包含着的矛盾是什么关系?马克思又是如何揭示和看待这种趋势和矛盾的呢?

      马克思发现,在生产过程中,资本的价值增殖完全取决于资本作为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的关系,即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但作为商品,资本却取决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流通。作为商品,资本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必须是需要的对象、消费的客体;同时资本还必须同它的等价物即货币进行交换,新价值只有在出售后才能实现。“在生产过程内部,价值增殖和剩余劳动的生产(剩余时间的对象化)完全是一回事,因此,价值增殖没有任何其他的界限,有的只是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部分地作为前提,部分地被产生出来的界限,正因如此,这些界限在过程中总是表现为应当克服的限制。”[3](p.384)但是在生产过程之外,在流通领域,却出现了它无法忽略的限制:首先,商品只有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即消费的客体,才具有交换价值,因此,它的第一个限制就是消费本身,即对该商品的需要;第二,对这商品来说,还必须有等价物存在,但是,因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新的量、新的价值,因此,它遇到的第二个限制,就是现有等价物、剩余等价物的量的限制。这两个限制对于资本的影响是:如果生产过程不能转入流通过程,产品就不能转化为货币,资本的整个运动就要陷入绝境。换言之,在生产领域,由于价值增殖与剩余劳动的生产是一回事,因此对价值增殖的追求表现为将剩余劳动的所有界限视为应当克服的限制;而在流通领域,价值增殖的实现取决于消费,因此遇到了它必须正视而不能取消的限制。正是通过生产过程之外的流通领域的限制,马克思发现了生产与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发现了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和内在限制,发现了潜在地包含在资本流通领域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笔者认为,这个发现,其重要性并不小于剩余价值的发现。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商品流通并不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从而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那么可以说,他发现了资本并不直接是生产和价值增殖的同一,从而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及其生产过剩的危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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