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汤普森始终坚持认为自己是在马克思所开创的理论传统中进行研究与写作的，其基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如果所有马克思主义实践存在一个共同基础，那么，它必然存在于马克思自己定位的地方，即历史唯物主义之中。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以形成和最终必须返回的基础”[1]44。当然，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解是存在实质性差别的。就此而言，他乐意分享雷蒙·威廉斯在1977年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中所发明的那个新术语，将威廉斯与自己从50年代后期以来共同理解和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体系称为“文化唯物主义”。汤普森的“文化唯物主义”早在1961年关于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一书的著名长篇评论“漫长的革命”一文中就已经形成了。他后来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为代表的18、19世纪英国社会史研究著述，是其贯彻、落实“文化唯物主义”所形成的一些具体成果。这些成果一经问世，在得到巨大赞誉的同时，也遭到严厉、有时甚至是苛刻的批评。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他的最激烈的批评者主要是在他这一代英国新左派影响成长起来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我们姑且不论第二代新左派对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的批评正确与否，但有一点必须肯定：正是通过这些激烈的批评意见，人们才日益自觉地察觉到在这些实证的社会史研究背后原来还存在着一种理论即“文化唯物主义”，并且这种理论还是一种具有方法论性质的文化研究范式。 一、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眼中的“文化唯物主义” 1963年，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出版。该书在赢得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们的巨大赞誉的同时，却遭到了来自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的强烈批评：安德森及其合作者汤姆·奈恩在《新左派评论》1964年的第1、2期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对汤普森的一些基本观点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汤普森随即在1965年的《社会主义纪事》上发表“英格兰的特殊性”一文，对安德森和奈恩进行了反批判。此后，其他一些第二代新左派陆续加入战团，以不同的方式对汤普森的学术思想与理论立场进行了批判。这一过程差不多一直持续到1981年安德森出版《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争论》一书后方才大致告一段落。[2]历史地看，第二代新左派对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的批判大致分为两个阶段：70年代之前为第一个阶段，代表性批判者为安德森和奈恩，批判的重点是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和英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与前途的具体观点；70年代到8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安德森和奈恩着重就“文化唯物主义”的性质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批判，而以斯图亚特·霍尔为核心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第二代新左派则对作为文化研究范式的“文化唯物主义”进行了分析、评论。接下来，我们就对上述三种批判逐一进行分析、说明。 安德森和奈恩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批判，是他们与汤普森的个人恩怨、政治分歧尤其是理论分歧相互作用的一个结果。汤普森与安德森、奈恩是两代人。不同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和理论资源，使得这两代人的政治立场与理论立场都出现了显著差异。在政治立场上，作为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者，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具有浓重的人道主义情怀，坚持立足英国国情发展社会主义，重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肯定政治改良的作用；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则怀疑人道主义和政治改良，否定英国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主张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过发动第三世界革命推动社会主义在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现。在理论立场上，汤普森等人深受英国本土的民族思想传统(特别是浪漫主义、伦理社会主义、共和思想等)的影响，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安德森等人则受到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他命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理论化建构冲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安德森等人在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的带领下走上历史舞台，但进入60年代以后，他们很快就取代后者，成为青年一代的思想旗帜。1962年，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为了使刚刚创办不久的《新左派评论》杂志摆脱困境，邀请安德森负责杂志的编辑工作。结果，一年后，安德森通过改变第一代新左派制定的编辑方针，使杂志获得了巨大发展，汤普森等“元老们”“懊恼不已地发现：编委会所在的那条支线经严格的思想成本计算后发现是一条冗余线路！既然发现自己已经是多余的，于是我们决定解散”[3]245。《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之时，正是双方个人恩怨开始激化之日。所以，安德森和奈恩很自然地发动对汤普森“文化唯物主义”的第一轮攻击。 安德森和奈恩第一轮攻击的重点是汤普森运用“文化唯物主义”研究英国社会史所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针对汤普森认为英国本土思想传统中存在激进的革命传统、能够为英国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思想资源的观点，他们极为不屑地指出，英国的思想传统其实乏善可陈，人们能够想到的只有“英格兰的隔绝与褊狭；英格兰的落后与守成；英格兰的宗教与道德自负，以及英格兰琐碎的‘经验主义’或对理性的本能怀疑……”[4]48如果说它们曾经发挥过一些进步作用的话，那么现在留存下来的就只是糟粕了。“这种浓厚的英格兰之雾有两种基本的化学成分，一是‘传统主义’，二是‘经验主义’：在它中间，我们对任何社会或历史现实的能见度总是零……其结果就是全面凝固化的保守主义，厚重而令人腻味的庸俗(朝着观念)、神秘兮兮的故老相传(朝着直觉)犹如幕布一般覆盖了整个社会，英格兰因此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国际性尊敬。”[5]40针对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具有革命性因此英国具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性的观点，他们用一句话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在英格兰，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生产出了温良恭让的无产阶级”[5]43。面对安德森和奈恩对英国革命传统的极端蔑视，汤普森随即在“英格兰的特殊性”一文中进行了有力的反批判，并用事实驳斥他们关于英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沙漠的观点，强调“我们的理论文化对马克思主义观念百分之百的敏感”[3]287。汤普森的有力反击使安德森意识到己方的理论准备还不够充分，彻底驳倒汤普森的时机并没有成熟：“更重要的战斗还在后面，那时我们将重新来过”[6]42。即便是这样，他还是一直在《新左派评论》上组织刊发批判汤普森的文章，直到“68革命”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