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与理论定位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8)10-0010-10

      如何看待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并予以科学的理论定位，是近年来学术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目前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提高生产力水平是历史发展基础的观点，并根本拒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的增长模式；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流派。①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认为不能把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做是和历史唯物主义相背离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流派；恰恰相反，它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形态，同时又应当是被归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

      一、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的关系

      一些论者之所以把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做是一种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流派，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混淆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具有后现代倾向的西方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原则区别。事实上，如果我们具体比较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观点，我们就会发现，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没有否定工业文明，也没有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产力增长模式，根本谈不上什么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面对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当代西方产生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种类型的生态伦理思潮。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正是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人类毫无节制地对外部自然进行掠夺式开发和利用，造成了当代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潮分为三个阶段，即动物解放和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生态中心主义实际上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发展的第三阶段，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以及挪威学者阿伦·奈斯等人。生态中心主义主要是借助了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认为人类和每一个存在物都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员，人类相对于其他存在物来说并不具有特殊的权利，强调只有“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②因此，应该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大到人之外的自然界。罗尔斯顿在《环境伦理学》一书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观价值论展开了批判，提出了“自然价值论”的理论观点，强调每个存在物都有其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阿伦·奈斯进一步提出了以生物圈平等主义和自我实现论为主要内容的“深层生态学”。所谓“生物圈平等主义”，就是认为“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是一种直觉上清楚明白的价值公理。将其局限于人类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对人类自身的生活质量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③。根据这一原则，人不过是整个生态系统整体中的普通一员，不应该拥有其他存在物所没有的特权。因此，人应该平等地对待生态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所谓“自我实现论”，就是要求人类走出狭隘的自我，充分认识到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存在物和人类一样，都是生态共同体的内在组成部分，必须走出那种仅以人类利益出发的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从“狭隘自我”到“宇宙大我”的转换。

      生态中心主义把“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作为其理论的基石。所谓“自然价值论”，是相对于“主观价值论”而言的。它强调人以外的生命及其自然存在着不依赖于人的“内在价值”。事实上，在生态中心主义者那里，对于自然价值论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他们大致从如下三种意义上使用自然价值论这一概念：(1)是指工具价值的对立物，也就是说，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是指自然物不是作为相对于人的需要和目的的手段，而就是目的本身；(2)内在价值是指自然物的内在结构和属性；(3)内在价值是指自然独立于评价者主观评价的客观价值。④也就是说，即便评价者不存在，自然的客观属性也能够存在和得到说明。所谓“自然权利论”，主要是指生物和自然界人之外的其他事物按照生态规律存在下去的权利。生存的权利、自主的权利和生态安全的权利是生物所享有的三种主要权利。

      之所以说生态中心主义是具有后现代倾向的绿色思潮，主要是因为它们同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思潮的基本观点具有一致性。所谓后现代主义，是在批判现代主义的过程中而形成的一股哲学文化思潮。其基本特点是，批判自笛卡儿以来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主体性和人道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主张相对主义、神秘主义、多元和多样性、差异和不确定性等。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观点在如下方面具有后现代倾向：第一，他们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主体性和人道主义。在生态中心主义者看来，正是人类中心主义和近代主体性哲学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工具性的关系，把自然看做是满足人类需要的被动存在物，从而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滥用。第二，生态中心主义反对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科学技术，并把理性主义和科学技术看作生态危机产生的另一根源，并得出了反生产主义、反经济增长和反科学技术的结论，“缺乏对现代大规模技术、技术与官僚精英的信任，而且，他们憎恨中央集权和物质主义”⑤。由此，他们为了保护生态，不惜牺牲人类生存的权利，从而把生态保护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立起来，走上了反人道主义的误区中，这和后现代主义把理性和科学看做是现代社会一切弊端产生的原因是完全一致的。第三，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具有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这既体现在他们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中，也体现在他们所提出的“深层生态学”中。正如一些论者所指出的，生态中心主义者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不仅内涵各不相同，而且其理论根据是从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面临着“是”如何能够推出“应该”的事实和价值之间的矛盾，无法通过用科学的逻辑形式予以论证，最终只能诉之于人们的直觉和体验。“存在着对自然内在价值理论的各种异议：它的理论与含义、它的归诸于直觉而不是理论论证。”⑥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们的“深层生态学”中。“深层生态学”所主张的“生物圈平等主义”本身就被认为是直觉到的公理，而“宇宙大我”以及所谓从人类的“狭隘自我”向“宇宙大我”的转换显然是无法用逻辑语言所阐述，而只能依靠个人的体验，最终结果必然是陷入到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