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教授的《是“谬见”，还是真实？——对一种责难的回应》(载《现代哲学》2008年第3期)一文，对笔者对他《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别》(载《现代哲学》2007年第3期)一文的批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研究中的若干谬见》，载《现代哲学》2007年第6期)作了回应(以下凡引何教授以上二文不再注明出处)。尽管说该文并没有完全对我们的问题作出正面回应，但却进一步明晰了双方的分歧所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是否存在着“异质性差距”。鉴于我们之间的分歧不是个别具体观点而是原则性的分歧，本文作为对反批评的批评，欲就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质性差距论”的实质及其所产生的其他相关问题阐明我们的观点，同时也求教于学界方家。 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质性差距论”的实质 究其实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质性差距论”是变相的西方马克思学之“马恩对立论”或其变种，其基本手法是以“实践本体论”的“实践唯物主义”为标准把恩格斯费尔巴哈化，从而把所谓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异质性差距”归结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同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式的旧唯物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别和分野。在“异质性差距论”看来，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而恩格斯哲学则是前“实践唯物主义”的旧唯物主义，充其量不过是传统教科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的样板；恩格斯从来没有达到过马克思在写作《神圣家族》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就已确立了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批判逻辑，而且其一生都没有达到“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表现为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只是对费尔巴哈的无条件的推崇和肯定，丝毫看不出有何稍微的保留，相反，马克思早在撰写《神圣家族》之前就与费尔巴哈思想有着批判性的距离；表现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谈到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时，并没有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那样涉及对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超越问题，这至少意味着恩格斯在此著作中没有达到马克思所曾达到的“合题”，而是仍然停留在知性逻辑的框架之中；表现为恩格斯坚持自然辩证法的立场从而与马克思所坚持的实践基础上的历史辩证法或曰实践辩证法立场相去甚远；也表现为恩格斯用“唯物主义观点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来概括《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费尔巴哈”章的主旨，表明他不曾真正领会马克思哲学的深刻用意所在，这一误解已经先行地预示了他对马克思《提纲》的误解。等等。 然而，问题在于能否作出马克思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而恩格斯哲学则是低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费尔巴哈式的旧唯物主义”这种归结，从而认定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有着“异质性的差距”？当然不能。 (一)恩格斯在《神圣家族》时期达到了与马克思同样的思想高度，所谓“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早在撰写《神圣家族》之前就与费尔巴哈思想有着批判性的距离”之说不能成立。 所谓“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早在撰写《神圣家族》之前就与费尔巴哈思想有着批判性的距离”的观点，意谓恩格斯在《神圣家族》时期没有达到与马克思同样的思想高度，表现为他“只是对费尔巴哈的无条件的推崇和肯定，而丝毫看不出有何稍微的保留”，而马克思则相反。判断这一结论是否“真实”，这里只指出两点：第一，恩格斯早在1843年上半年就开始发表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先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在1843年11月完成并于1844年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被马克思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也是马克思《手稿》的重要参考书)，同时开始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马克思的看法，正是这篇著作标志着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①，也正是这一点奠定了马克思准备与恩格斯合作《神圣家族》以及《形态》的基础。如果说《神圣家族》时期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对待费尔巴哈思想方面有如此大的“距离”，难以想象，理论判断力相当敏锐的马克思会选择恩格斯作为《神圣家族》以及后来的《形态》的合作者。此外，《神圣家族》发表时马克思把恩格斯的名字署在前面的做法，也正表明当时的恩格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著作家的影响要大于马克思并为马克思所关注和赞赏。第二，马克思确实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开始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开始批判关于“抽象的人”的学说，但《神圣家族》序言表明马克思当时批判的对象是黑格尔以及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主义的关于“抽象的人”的观点而非费尔巴哈的关于“抽象的人”的观点；尽管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讲到“对抽象的人的崇拜”是“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但他并没有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开始批判费尔巴哈关于“抽象的人”的学说，而只是说“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而“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②总之，是马克思“开始”了一个费尔巴哈应该完成而没有完成的“接续”工作。这样看来，所谓“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早在撰写《神圣家族》之前就与费尔巴哈思想有着批判性的距离”之说也就难以成立了，而根据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的观点认定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不存在“对费尔巴哈论的迷信”并已经“开始”了对他的“超出”和“发展”，就既是对《神圣家族》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与费尔巴哈关系的误解，也是对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神圣家族》回顾的误解。至于马克思在1867年回顾《神圣家族》时说当时存在着“对费尔巴哈的迷信”，显然不能解释为“那只是马克思在思想成熟之后的感慨，它完全有可能因为思想的成熟而低估马克思早期对于费尔巴哈思想的偏离程度”，相反地，在笔者看来，恰恰是因为这时候马克思思想更加成熟，所以才对在《神圣家族》中“对费尔巴哈思想的迷信”有更加准确和深切的认识。
